历史上的今天，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年不得不说的故事

历史上的今天，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年不得不说的故事

地点：法国巴黎，卢浮宫东侧的街道

年份：1572年，宗教改革后五十五年

日期：八月廿二日，星期五

时间：中午11点

主要人物：

加斯帕Ÿ科里尼，海军上将，他的军事实力可以随时推翻当时的法国国王，但因为基督教信仰他一直在努力让基督教可以在天主教背景下的法国生根发展，透过对国王的劝说、暗示甚至间接提供压力期待着国家可以渐行改变，常令当时的法国国王在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问题上常处在两难的决策之间，因此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几起几落，甚至做过几次被通缉的逃犯（悬赏五万要他的人头）。

查理九世：法国国王，廿二岁，两年后去世，因为后面有一位不断干政的母亲加上短暂的人生让我总会想起光绪皇帝。查理九世与光绪皇帝有几个重要的不同点：一、欧洲的国王不是皇帝，就是说国王也需要服从法律，欧洲的国王不具备中国皇帝才有的授命于天的天子特权，在宗教的问题上同样也是没有决策权。而且欧洲的贵族们受国王分封土地，与国王的关系并不同于中国的君臣关系，不存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国王如果要杀什么人也需要走法律的审核程序。同时查理九世的实际可行使的权力远远大过光绪皇帝，这也就是为什么史学家很少太过于追究查理九世的母亲太后美第奇之历史责任。

还有一些重要的贵族和大臣，不一一讲述，免得太过繁杂，打扰了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年轻的国王多次改变他的政令，让民众失去了对政体的信任，是为后期大暴行的重要原因，所以查理九世需要承担他的历史责任，虽然这样并非是他的本意，但又有谁是一开始就打算做千古罪人的呢？

意外事件：海军上将被暗杀，未遂。

事件回放：

一次普通的早朝（御前会议），年轻的国王查理九世没有出席，由一位母后亲信的公爵主持；会议结束以后，加斯帕Ÿ科里尼，与其他十几位贵族一同走出卢浮宫，十一点在他经过波旁门来到布利街（现在这条街以科里尼命名）时，有人埋伏在房子窗口后，隐匿在晾晒的衣物后面举枪射击走过来的海军上将。

科里尼刚好意外间的转身，让原本射向胸膛的火枪子弹击穿了左臂并打掉了右手的一个手指。五百年前的火枪手达到这样的杀伤力换到今天应当是高级特种兵的级别，并且杀手虽然未能彻底完成暗杀计划，却仍然在许多护卫和贵族领主的追捕中成功地跳脱，留下一把仍在冒烟的火枪。

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布局好的，但因为找不到杀手，加上随后开始的全国动乱，到今天史学家们也没有一个定论，谁是暗杀计划的主谋？总之，从国王到太后，甚至到西班牙国王，以及所有天主教背景的贵族权臣都在被怀疑的名单之上，但每个人又都有不被怀疑的理由。这次意外的暗杀事件，过了四百五十五年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

今天为什么要回忆这次未遂的暗杀事件呢？因为这是一系列更大范围灾难的起点导火索。虽然不是绝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一系列事件所组成的历史在欧洲是“空前”的！

这次“意外”事件将一片祥和的社会顷刻间推入人间地狱。无论对于海军少将来说还是对于暗杀策划人，甚至是国王、贵族和人，都是一次意外！对被暗杀者是意外，对于训练有素的杀手也是意外（失手），而各种意外接联发生让国王不得不紧急开会来处理意外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国王的决定让他打开了一扇完全不能预期和控制的暴虐之门。

四天之前（18日）全国人民还在欢庆由国王促成的婚姻，而新人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信仰系统，更正教和天主教，我想国王本人也希望透过这庄婚姻来弱化两个阵营的对立，因为无论是什么信仰立场都是国王的臣民，国王并不想让国家分裂。

面对意外国王仓促间的御前会议（23日）在完全没有查清真象之前，因为一些基督徒将要集结暴乱的“流言”而做出了重要决策：为免海军上将以及他的拥护者聚结报复，危及国家，需要先下手除掉科里尼以及在册的基督徒高级贵族。除掉国家的危险！这次会议的绝议在两天之后上报给最高法庭，要补上法律的手续，之后为此又大费周张地向其他国家的君主解释来洗白查理九世，包括英国的伊利莎白女王（不是今天的这位）。再次说明，在欧洲的传统中没有什么“先斩后奏”之类的事，就是国王都需要走程序；所以欧洲的民主建设本身的土壤就与东方不同，又经过几百年的大起大落才渐进到今天的样子。

23日晚上的决议，注意：这是周六的晚上，政府和民间都是应当安息在家来准备周日的礼拜的时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周六晚上国王的御前会议做了处决基督徒贵族领袖的决定（只有一人弃权反对），周日（24日，正好是圣巴多罗卖日）的临晨三点沉闷的钟声就开始在塞纳河两岸回响起来，引发了整个城市的燥动。

第一个被杀的应当是海军上将科里尼，听到骚乱声之后他与牧师一起诵读祷文和祈祷，然后就让身边的人迅速逃离，他对牧师说自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一群鹰犬冲进他的房间当场杀死了他，并将他的尸体从窗户扔了出去，正好落在他多年朝堂的对手脚前，后者踹了几脚，随后53岁海军上将的尸体被人凌辱，残损，当成战利品一样在巴黎倒吊示众……

这样残酷的描述无法与随后发生的连续几周漫延整个法国的虐杀相比。而我也不想再费笔墨，在网络时代，相关的史料是很容易就找到的。

住在卢浮宫中的基督徒贵族在差不多同一时段被杀，他们许多人是从床上叫醒就直接被杀害的；这些贵族许多都象科里尼一样是曾经多年沙场的战士，在完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做为国王的客人被杀在国王的宫殿之中。无论科里尼之死是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宗教原因，国王的处决令并不是一个人的决定，但将自己请来的客人杀在自己的院子里，任何一方的史学家都不能为国王推脱责任。这也是常见的“圣巴多罗卖日大屠杀”画面所展示的部分。

民众沸腾了，不知道王宫里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国王和议事会做了什么决定，各种传闻在巴黎的街头巷尾传播着。

法国的经济在那些年间一直不好，但对于少数的基督徒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一方面他们不是“大多数”，另一方面最初成为基督徒的大都是律师、官员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教师和商人、手工生产者，而大多数的民众被别有用心的教士鼓动，认为基督徒抢占了他们的生存资源，而国家的衰退更是因为基督徒引来了天主对法国的惩罚。这样的积怨已经差不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动乱开始了，任何一个人走在街头被人指称为基督徒（法语的胡格诺）随即就会被一群民众抓起来，不需要审判，只有各种的折磨；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替天行道，清理出国家的毒瘤，从信仰上是行使天主的旨意，从国民上讲是护卫国家和国王的尊严。只有一个理由，基督徒，就是足够被杀了。基督徒散居在整个城市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区，所以他们的邻居可以很顺利的指认出他们，他们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无一可免，虐杀的残酷无法描述。24日的巴黎街巷潮湿异常像是一场大雨之后，但地上闪烁的不是水而是血……，巴黎人很长一段时间不再食用来自塞纳河的鱼，因为许多残缺的尸体被丢进塞纳河……

在巴黎一地有统计的1825具被埋葬的尸体，至少三千人死在这座王城，而全法国罹难者超过万人。

多少年后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回顾法国历史的时候，都无言以述；包括蒙田都选择以沉默和遗忘来标识那段岁月。

国王以及他的国家机器也无法控制被他释放出来的野兽，大屠杀又延续了几个月（个别城市延续了几年才结束），波及到每个角落，从此以后的法国再也不可能成为基督教的法国。而人文历史所表明的是，自此以后法国没有再为人类提供过什么好东西，除了修道院地下室的红酒以外。让没有理由的仇恨和恐惧成为群体性狂乱的虐杀，在此后几个世纪中不断反复的发生着，好象不断升级的病毒细菌，回溯到原初首创的时间点，却可以将时光钟指向八月廿四日，1572。

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圣巴多罗卖日大屠杀”，但在我们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今天，还是需要知道一点点1572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事情。“宗教改革”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但具体而言宗教改革并不是一件、两件事而是前前后后百年间许多人、许多事组成的。有些事有些人很快就被淡忘，留下的记忆也会被后人不断的简约而成了符号。1517年的诸圣日之前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题贴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成为“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标志事件；不过从更大的画面来说，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许多改革家神学家以生命做了铺垫，比如约翰胡司，而1517年贴那份“大字报”的年轻修士也没有想过会引发出一系列的神学和社会的变革。当我们五百年后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如何选择和取舍，更是今天的基督徒要面对的问题。

在路德看来“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不及他所提到的“信徒皆祭司”，并且后果的创意和突破是比前者更难的，因为“因信称义”不算是路德的发明，甚至不能算他的总结，他只不过是在圣经中重新发现了古老而真实的信仰，而“众人皆祭司”却是革命性的，是对于以宗教为标识的社会结构性的挑战。这种社会性挑战渐渐蔓延至整个欧洲，这也是至今基督教信仰对于许多独裁专治地区仍然被视为是极大威胁的根源。

路德一人不能代表整个“宗教改革运动”，还需要加上慈运理和加尔文，慈运理不及为人所知，因为他所推动的改教运动在他战死沙场之后很快分化融入了德语系和法语系的改教运动中去了。而做为法国人的加尔文是整个改教运动中最晚出现影响最大的，所有研究加尔文的人都不能忽略日内瓦和《基督教要义》，一座独立议会控制的城和一本系列讲论教义的书。而宗教改革并不停止于威登堡和日内瓦，今天宗教改革结出的果实遍及世界，在那些重要的起源之地、历史地标上反而更少见到传承下来的宗教改革之花朵。这就必须要记得1572年的大屠杀，也就是今天我不得不提笔记录的原因。1572年八月下旬被杀害的那些基督徒都与加尔文有着同一的语言和背景，许多殉道的牧师神学家是在加尔文的日内瓦受训受教的（有人说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毕业证书是殉道证，因为从中毕业的牧师学者许多都回到法国而死于宗教迫害）。

圣巴多罗卖大屠杀让法语背景的基督徒特别是不在法国本土的基督徒放弃了在法国进行全面宗教改革的希望，在血泪的迫害之后，他们将眼光转向更为广泛的世界。英国当今重要的基督教学者麦格福将科里尼的画片放进了加尔文的传记中，加尔文是1563年去世的，科里尼殉难的近十年以前，所以1572年的事件应当与加尔文无关联，但历史就是这样，是1572年的大屠杀以全新的形式成就了加尔文，让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的V1 .0经过加尔文的升级以后，再到1572之后才是宗教改革之更正教思想和神学国际化的开始。所以在1572年之前路德是德国的，加尔文还是法国的，而1572年之后德国的路德不需要德国的啤酒，1572年之后更少有人知道加尔文是地道的法国人（在华人教会神学圈这种无知更普通，甚至天天以“加尔文主义者”自认的国人。）

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回顾，需要1572年做为重要的尾声，否则对于改教家风起云涌的变革就没有一个短暂的可以让我们喘息休息的空间，因为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波动仍然一波一波地前进着，就是我们自己仍然还在他们留下的震荡中摇摆。

因为走过了1572之后才能理解1621（五月花号）没有退路的旅行，然后才是怀特菲与爱德华兹的福音觉醒运动，然后是1775，1861，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从良心的范围（路德）进入公众生活（慈运理）再到公民权力（加尔文）最后进入社会法律和制度管理。从内里到身外让信仰的力量遍及世界每个角落每个领域。

草草成文，做为八月廿二日的一篇回忆。失漏不足之处自不忍读，但如果此篇引起大家对于“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年”的兴趣，并能从1517到1572这个时间段的学习研究中理出一个脉络，那也算是达至初衷了！

唯独恩典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宫景耀 牧师

主后2017年八月廿二日，于萨瓦纳河边，景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