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30, 2017

敌基督与无神论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一段默想

敌基督与无神论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一段默想

“教皇是敌基督!”多么刺耳,让许多“基督徒”大为反感的话;每次在基督徒的QQ讨论小组或是微信群里,抛出这句话几乎都一定会掀起波澜,除了“飞砖”就是“拉黑”,如果不是因为组长的“客气”可能已经多次被踢出讨论小组/群了。但在这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时段,“教皇就是敌基督”这句话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首先公开勇敢地提出这句话的正是宗教改革成功的发起人——马丁路德。

在今天凡事都要讲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无论是在海外的福音派教会、各种背景下的海外华人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或是家庭教会,任何对“天主教”信仰的指证和质疑都会引起争议和不快。(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位女牧师就因为德蕾莎修女是不是基督徒的问题将我封杀,后来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不再做牧师了)

如果对上一代那些敬虔的老人家们说:盖恩夫人是公开支持法国政府屠杀更正教基督徒(胡革诺派)的天主教人士,老一代人大多是选择性的听不见,经过多年专政之后他们的锐气已经耗尽,但并不能因此就改变他们年少时已经形成心理定式的观念。

甚至在纪念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的时候,华人教会的牧者、神学学者和教育家们几乎没有人会提到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和因为信仰而产生的冲突(甚至是流血冲突)。在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引导下,宗教大融合的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如今再强调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是让人觉得“另类”甚至“反感”的。

马丁路德为什么说“教皇是敌基督”呢?是不是因为时代背景?因为当时特别的信仰冲突呢?马丁路德对教皇的断言是不是有时代的限制?若真是历史遗迹,基督徒今天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专门纪念“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了。

马丁路德说教皇是“敌基督”不是出于个人的情感好恶,自孩提时代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以教皇为地上最尊贵的人,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代言人”,直到他将九十五条贴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的时候(15171030日)也并没有怀疑罗马教皇的权威,做为一位年轻的教士他只是将自己神学讨论的话题公开出来,并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或者可以改变教会浑浑噩噩的现状。当时代人以为“敌基督”是那些毁灭了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

他将教皇与敌基督联在一起大约已经是1520-1521年前后的事情。因为马丁路德是从神学的本体论说上来定义“敌基督”并以这个定义推导出只有教皇才有符合敌基督的一切特征。

“敌基督”一定是“敌”-“基督”。基督在此就不用复述了,什么是“敌”呢?

对基督最大的敌对是不是异教信仰?马丁路德的答案是“不是”,因为异教并不能真正摧毁基督教信仰!能够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信仰的力量一定是来自基督教内部,就是那些表面上自称是基督徒,甚至是基督教的代表、代言人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和条件在信仰核心的地方破坏信仰。

敌,一定是从信仰的内在教义到外在的诠释完全破坏的,而且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对基督最大的破坏。所以“敌基督”一定具备所有好像“基督”的条件,以至于不知不觉中窃取了所有本应归属于基督的荣耀、敬拜!

以这个标准来看,就是过了五百年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席位才是最有可能出现“敌基督”的呢?路德告诉我们“敌基督”决不会是公开反对基督的、不是异教徒,更不是无神论者,反而是举着基督的旗号,“打着红旗反红旗”从内部蚕食破坏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路德在神学上的论证结果使这个结论不受艰于他所处的时代,成为历史性的标注。这么振铎发声的宣告,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成了大家主动、选择性沉默的内容,因为这个观点“政治不正确”、太不利于安定团结,更是与宗教联合的理想相违。

马丁路德并不是特指某一位教皇就是“敌基督”,但他从神学上告诉我们,在主来以前,末世大灾难期间将要显在世界上的“敌基督”一定、而且只能是从梵蒂冈“圣彼得的宝座”上出来的。

而《启示录》的预言更是明明地说将来的大巴比伦要出现在七山之城(罗马城是建基于七座山上的)而圣经说这大巴比伦在上帝眼中也是个“大淫妇”就是背叛自己丈夫的,而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这大淫妇自然就是背叛了基督的妇人(教会)。背叛上帝的教会并不是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的,那是异端教派,背叛的教会表面上会更象上帝的教会,他们会保留一切“正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在每一样事情上都违背基督救赎的恩典、偷窃基督在教会中当有的荣耀。

如此,当我们说:基督教与天主教不是同一个教会,不能彼此联合(礼拜)的时候,是对信仰的认真、对基督的真诚。而基督徒为了“政治正确”而试图与天主教握手言合,甚至一起礼拜上帝,就显得太滑稽了,特别是如果你知晓了天主教的核心信仰和教导,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前后的神学思考并在基督徒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流血和迫害之后。

对于天主教的发展,特别是教皇的更迭,一直是我所关心的诸多课题之一。我曾多次表示对于本尼狄克十六世的好感,他是二战后第一位德裔的教皇,著作等身的大学士,我有他的几本著作,基本上都是从教父做为切入点,神学的深度和广度令人惊叹,而针对平信徒的《拿撒勒耶稣》亦毫不减损其学术的精细;而他基于圣经的信仰如果穿越回五百年前,人们会以为他是路德一党的。但并不是很多人都喜欢他,甚至天主教世界,他的退隐令人极为意外!这是天主教几百年间没有过的事。更令人意外的是接任教皇(方济一世)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世界得到一致的欣赏。“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但耶稣这句话目前在方济一世的生平中还没有得到应验,反而他正继续努力地在得到基督徒的欣赏之后再令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同性恋、……等不同的群体来接纳他的橄榄枝。这两天在读他的《与耶稣同行》,是他平时弥撒时的讲论结集,内中明显地让人回归教会和传统信仰。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作者,这类的书籍在西方基督教出版物中随手都是,为何要看这样平淡的文集呢?延续马丁路德的神学观,我们并不会说某一位做“教皇”的人是“敌基督”,但我们应当随时留意他们的信仰表白以及他们期望教会有什么方向的转变。




延伸一个话题:什么是“无神论”呢?以路德的神学方法论来处理一下,就会发现无神论者是对神最为有思想的人。

当人自称是“无神论者”的时候,他一定是需要先有一整套的“神论”,然后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否定”他自己的那一套“神论”。我想用这种思维方法你可以马上就回应罗素著名的那篇“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了!因为他所提出的一整套“神论”其实并不他所以为的“基督教神论”,所以他所有对基督教的攻击都是在与基督教完全无关的范围内进行的。

我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无神论者”,实际上越是大喊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他们对神的概念反而更清楚,我们只是需要帮助他们完善和校正“神论”就可以了(本于圣经),这些“无神论”者与真信仰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是一步之隔。

反而那些什么都信、什么神都拜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怕开水烫的死猪,在真信仰的进深上完全没有办法。爱德华兹当年努力“向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表面上的基督徒,但心中竟然完全没有“上帝的概念”,表面上是在教堂里面天天敬拜上帝,其实是利用教堂的空间谋一己的好处,是真正自我中心的、没有上帝的信徒。今天我们身边的教会中是不是也同样充满了这些自称“信有神”的无神论者呢?

没有内在生命的改变,没有本于圣经之道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在虚假的“得救确据”中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假信徒(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但自己灭亡,更是撒但最好用的工具来破坏他人的信仰。

昨天从一位曾经在美国生活学习多年回国的朋友处了解到,他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他在美期间接触了许多“基督教徒”,也多次来过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和美国人本地的教会。但令他拒绝基督教信仰的正是许多表面上热情的“基督教徒”,这些“教徒”表面虔诚的后面所隐藏的自私、利己和虚假伪善,使这位朋友不得不选择与基督教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敬而远之。

日光之下无新事,当年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一位虔诚的犹太拉比,在马克思年少的时候带领全家受洗改宗成为“基督教徒”,表面的改宗暗含着私下的利益关系让马克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等到他长大到伯林攻读神学的时候,才将他内心对于宗教的强烈反感表达净尽。他父亲在信仰上的利己和伪善成就了一个反基督教/宗教的大哲学家,其理论在一百五多年间不断地在世界上游荡。

反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教会之外,一定是教会内;外面的迫害反而加强了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和力量。

这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矛盾/反合)性的话题。越是表面上高举信仰的人可能正是最最反对真信仰的人,反而表面上反对信仰的人一旦明白过来可成为真正有信仰的虔诚人。
五百年前马丁路德明明地说“教皇(才有条件和资格)是敌基督”,这话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过期无效。真正能瓦解基督教信仰、破坏基督徒信心的,一定是来自于教会内部。对于为不信主的家人朋友们天天担扰的肢体们来说:如果他们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来回应甚至挑战你所传的福音时,反而是他们开始回归上帝的表现(和他们本着圣经开始辩论吧,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最怕的(最少希望)是那些对你和你的福音敬而远之的人,只有等候上帝的大恩早日临到他们了(继续祈祷)。

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教会和子民!
以马内利

宫景耀 牧师
2017年八月廿九日,
草于萨瓦纳河边,景林居

Tuesday, August 22, 2017

历史上的今天,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年不得不说的故事

历史上的今天,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年不得不说的故事

地点:法国巴黎,卢浮宫东侧的街道
年份:1572年,宗教改革后五十五年
日期:八月廿二日,星期五
时间:中午11
主要人物:
加斯帕Ÿ科里尼,海军上将,他的军事实力可以随时推翻当时的法国国王,但因为基督教信仰他一直在努力让基督教可以在天主教背景下的法国生根发展,透过对国王的劝说、暗示甚至间接提供压力期待着国家可以渐行改变,常令当时的法国国王在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问题上常处在两难的决策之间,因此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几起几落,甚至做过几次被通缉的逃犯(悬赏五万要他的人头)。
查理九世:法国国王,廿二岁,两年后去世,因为后面有一位不断干政的母亲加上短暂的人生让我总会想起光绪皇帝。查理九世与光绪皇帝有几个重要的不同点:一、欧洲的国王不是皇帝,就是说国王也需要服从法律,欧洲的国王不具备中国皇帝才有的授命于天的天子特权,在宗教的问题上同样也是没有决策权。而且欧洲的贵族们受国王分封土地,与国王的关系并不同于中国的君臣关系,不存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国王如果要杀什么人也需要走法律的审核程序。同时查理九世的实际可行使的权力远远大过光绪皇帝,这也就是为什么史学家很少太过于追究查理九世的母亲太后美第奇之历史责任。
还有一些重要的贵族和大臣,不一一讲述,免得太过繁杂,打扰了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年轻的国王多次改变他的政令,让民众失去了对政体的信任,是为后期大暴行的重要原因,所以查理九世需要承担他的历史责任,虽然这样并非是他的本意,但又有谁是一开始就打算做千古罪人的呢?

意外事件:海军上将被暗杀,未遂。

事件回放:
一次普通的早朝(御前会议),年轻的国王查理九世没有出席,由一位母后亲信的公爵主持;会议结束以后,加斯帕Ÿ科里尼,与其他十几位贵族一同走出卢浮宫,十一点在他经过波旁门来到布利街(现在这条街以科里尼命名)时,有人埋伏在房子窗口后,隐匿在晾晒的衣物后面举枪射击走过来的海军上将。
科里尼刚好意外间的转身,让原本射向胸膛的火枪子弹击穿了左臂并打掉了右手的一个手指。五百年前的火枪手达到这样的杀伤力换到今天应当是高级特种兵的级别,并且杀手虽然未能彻底完成暗杀计划,却仍然在许多护卫和贵族领主的追捕中成功地跳脱,留下一把仍在冒烟的火枪。
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布局好的,但因为找不到杀手,加上随后开始的全国动乱,到今天史学家们也没有一个定论,谁是暗杀计划的主谋?总之,从国王到太后,甚至到西班牙国王,以及所有天主教背景的贵族权臣都在被怀疑的名单之上,但每个人又都有不被怀疑的理由。这次意外的暗杀事件,过了四百五十五年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

今天为什么要回忆这次未遂的暗杀事件呢?因为这是一系列更大范围灾难的起点导火索。虽然不是绝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一系列事件所组成的历史在欧洲是“空前”的!

这次“意外”事件将一片祥和的社会顷刻间推入人间地狱。无论对于海军少将来说还是对于暗杀策划人,甚至是国王、贵族和人,都是一次意外!对被暗杀者是意外,对于训练有素的杀手也是意外(失手),而各种意外接联发生让国王不得不紧急开会来处理意外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国王的决定让他打开了一扇完全不能预期和控制的暴虐之门。

四天之前(18日)全国人民还在欢庆由国王促成的婚姻,而新人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信仰系统,更正教和天主教,我想国王本人也希望透过这庄婚姻来弱化两个阵营的对立,因为无论是什么信仰立场都是国王的臣民,国王并不想让国家分裂。
面对意外国王仓促间的御前会议(23日)在完全没有查清真象之前,因为一些基督徒将要集结暴乱的“流言”而做出了重要决策:为免海军上将以及他的拥护者聚结报复,危及国家,需要先下手除掉科里尼以及在册的基督徒高级贵族。除掉国家的危险!这次会议的绝议在两天之后上报给最高法庭,要补上法律的手续,之后为此又大费周张地向其他国家的君主解释来洗白查理九世,包括英国的伊利莎白女王(不是今天的这位)。再次说明,在欧洲的传统中没有什么“先斩后奏”之类的事,就是国王都需要走程序;所以欧洲的民主建设本身的土壤就与东方不同,又经过几百年的大起大落才渐进到今天的样子。

23日晚上的决议,注意:这是周六的晚上,政府和民间都是应当安息在家来准备周日的礼拜的时间,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周六晚上国王的御前会议做了处决基督徒贵族领袖的决定(只有一人弃权反对),周日(24日,正好是圣巴多罗卖日)的临晨三点沉闷的钟声就开始在塞纳河两岸回响起来,引发了整个城市的燥动。

第一个被杀的应当是海军上将科里尼,听到骚乱声之后他与牧师一起诵读祷文和祈祷,然后就让身边的人迅速逃离,他对牧师说自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一群鹰犬冲进他的房间当场杀死了他,并将他的尸体从窗户扔了出去,正好落在他多年朝堂的对手脚前,后者踹了几脚,随后53岁海军上将的尸体被人凌辱,残损,当成战利品一样在巴黎倒吊示众……

这样残酷的描述无法与随后发生的连续几周漫延整个法国的虐杀相比。而我也不想再费笔墨,在网络时代,相关的史料是很容易就找到的。

住在卢浮宫中的基督徒贵族在差不多同一时段被杀,他们许多人是从床上叫醒就直接被杀害的;这些贵族许多都象科里尼一样是曾经多年沙场的战士,在完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做为国王的客人被杀在国王的宫殿之中。无论科里尼之死是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宗教原因,国王的处决令并不是一个人的决定,但将自己请来的客人杀在自己的院子里,任何一方的史学家都不能为国王推脱责任。这也是常见的“圣巴多罗卖日大屠杀”画面所展示的部分。

民众沸腾了,不知道王宫里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国王和议事会做了什么决定,各种传闻在巴黎的街头巷尾传播着。
法国的经济在那些年间一直不好,但对于少数的基督徒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一方面他们不是“大多数”,另一方面最初成为基督徒的大都是律师、官员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教师和商人、手工生产者,而大多数的民众被别有用心的教士鼓动,认为基督徒抢占了他们的生存资源,而国家的衰退更是因为基督徒引来了天主对法国的惩罚。这样的积怨已经差不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动乱开始了,任何一个人走在街头被人指称为基督徒(法语的胡格诺)随即就会被一群民众抓起来,不需要审判,只有各种的折磨;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替天行道,清理出国家的毒瘤,从信仰上是行使天主的旨意,从国民上讲是护卫国家和国王的尊严。只有一个理由,基督徒,就是足够被杀了。基督徒散居在整个城市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区,所以他们的邻居可以很顺利的指认出他们,他们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无一可免,虐杀的残酷无法描述。24日的巴黎街巷潮湿异常像是一场大雨之后,但地上闪烁的不是水而是血……,巴黎人很长一段时间不再食用来自塞纳河的鱼,因为许多残缺的尸体被丢进塞纳河……
在巴黎一地有统计的1825具被埋葬的尸体,至少三千人死在这座王城,而全法国罹难者超过万人。
多少年后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回顾法国历史的时候,都无言以述;包括蒙田都选择以沉默和遗忘来标识那段岁月。

国王以及他的国家机器也无法控制被他释放出来的野兽,大屠杀又延续了几个月(个别城市延续了几年才结束),波及到每个角落,从此以后的法国再也不可能成为基督教的法国。而人文历史所表明的是,自此以后法国没有再为人类提供过什么好东西,除了修道院地下室的红酒以外。让没有理由的仇恨和恐惧成为群体性狂乱的虐杀,在此后几个世纪中不断反复的发生着,好象不断升级的病毒细菌,回溯到原初首创的时间点,却可以将时光钟指向八月廿四日,1572

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圣巴多罗卖日大屠杀”,但在我们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今天,还是需要知道一点点1572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事情。“宗教改革”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但具体而言宗教改革并不是一件、两件事而是前前后后百年间许多人、许多事组成的。有些事有些人很快就被淡忘,留下的记忆也会被后人不断的简约而成了符号。1517年的诸圣日之前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题贴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成为“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标志事件;不过从更大的画面来说,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许多改革家神学家以生命做了铺垫,比如约翰胡司,而1517年贴那份“大字报”的年轻修士也没有想过会引发出一系列的神学和社会的变革。当我们五百年后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如何选择和取舍,更是今天的基督徒要面对的问题。

在路德看来“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不及他所提到的“信徒皆祭司”,并且后果的创意和突破是比前者更难的,因为“因信称义”不算是路德的发明,甚至不能算他的总结,他只不过是在圣经中重新发现了古老而真实的信仰,而“众人皆祭司”却是革命性的,是对于以宗教为标识的社会结构性的挑战。这种社会性挑战渐渐蔓延至整个欧洲,这也是至今基督教信仰对于许多独裁专治地区仍然被视为是极大威胁的根源。

路德一人不能代表整个“宗教改革运动”,还需要加上慈运理和加尔文,慈运理不及为人所知,因为他所推动的改教运动在他战死沙场之后很快分化融入了德语系和法语系的改教运动中去了。而做为法国人的加尔文是整个改教运动中最晚出现影响最大的,所有研究加尔文的人都不能忽略日内瓦和《基督教要义》,一座独立议会控制的城和一本系列讲论教义的书。而宗教改革并不停止于威登堡和日内瓦,今天宗教改革结出的果实遍及世界,在那些重要的起源之地、历史地标上反而更少见到传承下来的宗教改革之花朵。这就必须要记得1572年的大屠杀,也就是今天我不得不提笔记录的原因。1572年八月下旬被杀害的那些基督徒都与加尔文有着同一的语言和背景,许多殉道的牧师神学家是在加尔文的日内瓦受训受教的(有人说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毕业证书是殉道证,因为从中毕业的牧师学者许多都回到法国而死于宗教迫害)。

圣巴多罗卖大屠杀让法语背景的基督徒特别是不在法国本土的基督徒放弃了在法国进行全面宗教改革的希望,在血泪的迫害之后,他们将眼光转向更为广泛的世界。英国当今重要的基督教学者麦格福将科里尼的画片放进了加尔文的传记中,加尔文是1563年去世的,科里尼殉难的近十年以前,所以1572年的事件应当与加尔文无关联,但历史就是这样,是1572年的大屠杀以全新的形式成就了加尔文,让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的V1 .0经过加尔文的升级以后,再到1572之后才是宗教改革之更正教思想和神学国际化的开始。所以在1572年之前路德是德国的,加尔文还是法国的,而1572年之后德国的路德不需要德国的啤酒,1572年之后更少有人知道加尔文是地道的法国人(在华人教会神学圈这种无知更普通,甚至天天以“加尔文主义者”自认的国人。)

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回顾,需要1572年做为重要的尾声,否则对于改教家风起云涌的变革就没有一个短暂的可以让我们喘息休息的空间,因为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波动仍然一波一波地前进着,就是我们自己仍然还在他们留下的震荡中摇摆。

因为走过了1572之后才能理解1621(五月花号)没有退路的旅行,然后才是怀特菲与爱德华兹的福音觉醒运动,然后是17751861,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从良心的范围(路德)进入公众生活(慈运理)再到公民权力(加尔文)最后进入社会法律和制度管理。从内里到身外让信仰的力量遍及世界每个角落每个领域。

草草成文,做为八月廿二日的一篇回忆。失漏不足之处自不忍读,但如果此篇引起大家对于“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年”的兴趣,并能从15171572这个时间段的学习研究中理出一个脉络,那也算是达至初衷了!

唯独恩典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宫景耀 牧师

主后2017年八月廿二日,于萨瓦纳河边,景林居

萨瓦纳河边的旅思(随笔一遍)

萨瓦纳河自北向南将大烟山凝聚的雾水送入大西洋,一路百转千回将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割成两岸。红色的沙土,宁静的水面,微风吹起散漫的浪花寂静无声;高大的苍松、银杏、柳、榛并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树组成错落的森林,在远方留下跳跃如康塔塔的天际线。红色潮水伴随着干爽悠扬的旋风,将佛罗里达的影像渐行冲淡,如红海的风吹散了兰塞古城的炊烟一样。

顺着萨瓦纳河的红土沙滩逆流而上,田园的风光稀落的房舍,乡音渐浓,看不见光鲜亮丽的衣服,却感受到了朴实宽厚的民风。红土地、“红脖子”、极右保守的地区,最奢华的建筑一定是小村中的教堂和小镇里的图书馆。这里被华人称为贫穷的地区,甚至旅游过路的人中也看不到华人同胞,人文情景一下子简单了许多。新翻过的土地,垄沟间的漫步和闲聊,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当落日余辉在树影间闪耀,小儿子坐在车上昏睡,只有我一个人默默驰骋在无人的公路上。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验与知识彼此相互呼应,形成了我们的知见;书不烦多开卷有益,路不由己或大或小或平或曲冥冥中皆有天意。上苍引导人生各种路径,为要丰富对真理的领悟、知见。路边闪逝而过的院落,有壮丽的庄园让我想起《飘》里面的场景、也有杂乱破败无人的荒野,蒲公英的黄花和飞絮,如雪雾一般罩在树丛间的蜘蛛网,比对间渐渐体认到“安息”的实义。

继续驰骋,不同的田园风光在身边飞逝,每一片土地,每一个院落,甚至每一棵树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细细品读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音乐。

2010年曾着手过一本(未能完成的)小书,到今天仍停留在初稿和大纲阶段,随着人生脚步在沙滩旷野的延续,几年前构思的图画变得单薄了,有时甚至需要重新开始。书中有一章是讲“安息年”的,那时我心中的理解是,让土地安息之后的画面应当是荒芜贫瘠,甚至是寸草不生的;萨瓦纳河边的园囿彻底地改变了我原先心中想当然的风景。当农人学习安息,一年的时间里不去照管他的土地时,因为没有了照管和护理,安息的土壤上反而可以尽情地让许多野花杂草繁茂发展,一个月草就可能过了膝盖,各色野花尽情绽放,三个月的荒地就已经是“一片生机”,因为飞鸟、松鼠、野兔甚至穿山甲和蛇都可以在安息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安居之所,一年以后安息的土地又将是什么样子呢?反过来说,当你看到一片片黄土、红土,闻到乡土气息的时候,就知道有勤劳农人从这里驾驶着巨型的农机刚刚始过。回过头来再思圣经,视像化的画面已经不再一样。

看来读书人是需要经常走出自己的“象牙塔”,享受日光之下没有时间计划表的旅行。这也是罗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违。

宫景耀 牧师

2017年七月行旅之间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