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30, 2017

宗教改革日vs.万圣节 (随笔)


 2017-10-31 宫景耀 牧师 


有朋友问,近来好象没有写什么东西?
感谢牵挂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许多的惦念来自素谋面的肢体,这也是廿一世纪的科技带来的“影响力”。是啊,是很久没能静心地写些什么了,就是草草动笔写出来的能够完成的也很少,如此仍然关注着的朋友就更为珍贵了。

十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跟着就是一年末后的两个月,许多东方西方的节期接踵而来(刚错过了重阳节)十月三十一日是“万圣节”,西方的鬼节,这个对华人社群曾经全然陌生的节日如今象流感一样从西到东不停地传播着;零零后的期待、九零后的热情、八零后的积极、七零后的筹算……随着节期各样人、事、物就运转起来。百年前所有西方来的都是我们要大力反对的,不管好坏;百年后的今天,所有西方的都打开门欢迎,不管好坏!明了灵界背景的肢体已经发文或转推了许多“基督徒不应过万圣节”的文章,我许多年前也写过一些小文。在多变的数字化时代,基督徒更容易迷失在各种声音之中,只有抓住真正不变永恒的东西才不致于随波逐流。许多家长不明就理,在这个灵界力量强大的时候,许多儿童是首先受到攻击和扰乱。

而我却要提供另一个方式来渡过十月三十一日:宗教改革日!

当人问候你“万圣节快乐!”时,你要回应他们:“宗教改革日快乐!”。
因为,五百年前(1517)马丁路德在10月31日将有关信仰与救赎的“九十五条论题”帖在威登堡教堂大门的布告栏上,这一天成为此后一系列影响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纪念日。

所以,如果基督徒回应你的朋友们说“宗教改革日快乐”时,可以预期的是必将引发一系列有关信仰与救赎的问题:
什么是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

每一个问题如果可以清楚地回答必然将开启“福音对话模式”,而这是许多传道者期待、等候的机会。如果教会中的每位基督徒都可以清楚准确的向他的朋友、家人、同事解释这些基础问题,福音事工一定是可以大大的复兴的!(不过实际的问题可能在于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回应这些问题)

正如使徒彼得所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6)

(油画: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路德贴上九十五条。两对对抗的群体分别是更正教和罗马教庭。骑在马上象达芬奇最后晚餐中的犹大一样托着钱箱的就是到德国推销赎罪券的约翰台锁。宫牧师 拍于M&G)

零零碎碎地又读了几本关于宗教改革的书,每次都会更多厘清一些脉络,加深一点点的理解。之前曾将自修时的大纲草草地写出来发在推文里,没想到有许多朋友回应。如果有时间还需要再补充和丰富,不过学无止息,总不会真正“圆满”的,而且越多学习,发现自己的“BUG”就越多,越需要进一步的修补……如果能够起到他山之石的做用,引起大家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也是上帝的恩典。

什么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是不是从天主教里面开创了一个“新教”?

先说“新教”这两个字,(国内的学者型牧人最多使用),如果天天将“新教”挂在嘴上的,可以说基本上是对宗教改革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但也请你不要用这个问题去“考核”你的牧师,因为闻道有先后!在英语世界里是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词是“新-教”,只有protestant。“新教”二字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神学和教会观上说都是极不正确、不断引起误异的“理解”。每个翻译都是解释!

protestant这个词是来自protest抗议一词,最早是出现在1529年受路德改教影响的基督徒(特别是德国的贵族)抗议罗马教庭对于改教地区的控制(斯拜尔会议Diet of Speyer1529)这次“抗议行动”留下了一个宗教改革群体的标识性名称,此后所有接受认同路德宗教改革理念的都被归在“抗议(罗马教庭)”的队伍,直到今天。protestant直译出来就是“抗议者”,华人教会在翻译历史文典时曾经翻译为:抗辩派,抗罗派,抗罗宗,复原教,更正教。这些翻译都是不会误读的,但无论如何都无法“翻译”出“新教”这个词,这是基督教外的、敌对基督教者发明的新词。当福音派教会渐渐放弃宗教改革的立场向天主教抛媚眼的时候,再强调“对抗、抗议”的历史就不合时宜了。对于完全不了解教会和信仰的华人学生来说将“新教”再翻译回英文一定是个大困难(除非提前特别学习过),new religion(新宗教)? new doctrine(新教理)? new church(新教会)? 这此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一定让他们“一头雾水”。有时将一个名词转译回去是个很好的方法,不仅是学习语言,更是帮助思考名词内中的实底。

名不副实的事情太多了。新教不新,旧教不旧。1545-1563前后近二十年的“天特会议”才是今天的天主教的开始,当时他们为了回应路德的改革,罗马教庭召集他们的领袖开会不是讨论“路德与我们有什么不同”,而是反省“我们自己是谁”,于是天特会议实际性地确立了此后的“天主教”体系。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可以说是混沌不清的,中世纪的思想最大的特点是混沌,你可以在伯纳德、阿奎那、甚至方济各和波那文土拉的思想中找到许多今天很“更正教”的东西,当然也有许多很“天主教”的东西,而象多马肯培的《效法基督》(师主篇 )今天仍然同时流行于天主教和更正教中更是一个代表。更正教、天主教哪个新?哪个旧?其实在五百年前是跟本谈不上的,路德、慈运理这些第一代改教家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时代社会的变化,最多象伊拉斯姆一样成为拉丁罗马体系下的一个派别。如果你非要坚持说“天主教”是“旧教”,那很抱歉,他们的旧最多可以确定于1564,而更正教如果不提到胡司等人仍然还是可以回溯到1517。但“基督教”却是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从使徒到先知!从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开始!所以除非特别的地方(比如今天)我的文字讲论中是不会用“新教”这个中文界里最古怪(名不副实)的名词的。

当然万圣节也名不副实了,应当是“万鬼、万怪节”,而且庆祝的人即不相信圣人也不相信鬼怪,算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日子了。

论到宗教改革,我更喜欢“薪火相传”这个词。宗教改革并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历史,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它是的一个伟大篇章,却并不是唯一的篇章,它是决不能忽略的,却也并不是独特。宗教改革运动深层的精神在整个教会历史、信仰历史中都不是新颖特殊的,那内在信仰的精神是冠透今古的。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中正”地认识宗教改革的原因,每一代基督徒都是继续在古老先贤的信仰路上继续前进的。马丁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他们算是教会历史上的伟人,但是如果真实地了解他们,他们又都是非常普通的人,普通得甚至有许多我们接受不了的人性弱点,他们甚至远远不及你自己教会的牧师传道。他们都是、仅仅是、就是(mere英文中应当用这个词)被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将自己全然交托在伟大的上帝的手中。他们所成就的几乎没有什么是他们自己事先计划的!


了解宗教改革的历史就会发现没有哪个人是决定性的影响或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整个宗教改革的历史你只能说是“上帝的推手”,而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不过是将自己放在上帝手中(不顾及自己的生死得失)的仆人。是上帝借着他们将教会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而这些神的仆人们不过是将隐藏的灵火重新挑旺起来的。他们没有发明一套新的理论,甚至没有去创立一个新型的教会,虽然自他们的工作之后历史的走向教会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中世纪,但骨子里面他们并没有推动什么“新的”东西。他们不过是照顾祭坛、灯台的祭司,当祭坛上看不到火焰的时候,他们就清理其上的灰土,然后加上新的木材,直到火焰重新燃起。无论祭司如何照顾火焰,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可以用“凡火”,他们只能延续着古老的火种。


马丁路德的“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不是他的发明,只是他对古老信仰的总结,就如牛顿与“牛顿定律”的关系一样。

他们没有创立“新教”,只是在教会历经了一千五百年的各种思想、文化、宗教的堆积之后,进行了一场清理整顿的工作。将教会带回到圣经本身的基础上,而不是各种种样复杂的历史文献和教皇御令。

(“这是我的立场,愿上帝帮助我,阿门”1521年路德在沃木斯大会上的名句,相信是更精准的版本。 宫牧师 摄)


(斗兽场中的基督徒。宫牧师 摄于M&G)


(最多出现在书籍中的画面,描述古罗马时代的殉道者。宫牧师 摄于巴尔地摩艺术馆)

宗教改革者不过是继续着千百年圣徒的古老信仰。为了永生的上帝做了应当做的事情。不同时代的圣徒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这古老的火焰。路德从奥古斯丁,从保罗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领受了古老的“圣火”,并在这圣火的燃烧下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文弱书生加尔文,经过路德,透过古代诸教父而最后全然服在了基督耶稣的脚前,甘当教会的仆人、教师。薪火相传!如果上帝将他们放在其他时代、其他地方,他们也会与历史上千千万万为了信仰的圣徒一样,完成他们的使命。因为在他们生命中内在所燃烧的火焰与古罗马斗兽场平静面对生死的殉道者是一样的,与在旷野循世修道的教士也是一样的。而这伟大的“圣火”今天仍然在继续燃烧着,在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心中。

今天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正好是五百周年的纪念,各种各样的活动、文章、讲论和研究成果不断冲击着我的视屏。但许多人对于宗教改革的关注好象是研究炉灶,考虑炉灶本身的特点、背景、发展、优劣,但很少人会注意到炉中燃烧的火焰,更少人注意到这火焰竟然那么的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奈的旷野、甚至亚伯的祭坛。(实在是“旧教”,古旧的不得了的旧教!)

保罗是瓦器,奥古斯丁、路德、慈运理、加尔文……他们也是同样做了上帝珍宝的瓦器。一代一代的将“薪火相传”,真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过是尘土、无用的瓦器,直等到上帝的珍宝和火焰在我们心灵中发光照耀的时候。

我要再说,这些伟大的先贤,他们并没有想成为伟大,在他们同时代中亦是很普通的人,当时有许多比他们更有学问、才华的学者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是上帝令他们为世人所知,是上帝在背后使他们的工作得以成为燎原之火,不是他们。他们成为教会历史上的晨星,不是任何“炒做”、“包装”出来的结果。

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说,上帝的呼召并不是让你去为主燃烧,因为重生之时那火已经在你心中燃起,清楚上帝的呼召是要引导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在何种领域和形式下去为主发光、焚烧,使主名得荣!



最后,祝大家宗教改革日快乐!

以马内利

宫景耀 牧师
2017年10月30日 萨瓦纳河,景林居
PS:随笔而发,没有整理、校对,文中有不当或误漏之处请海涵。

宗教改革五百年,个人的反思和学习纲要


 2017-10-12 宫景耀 牧师 
一、一千五百年教会历史的鸟瞰;
    教父传统、大公会议、信经与经典。奥古斯丁与保罗。教义与教会。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拉丁教会精心购筑的制度体系约束了欧洲君主的权力,同时也成为必须面对的政治力量(而不是纯宗教的影响)。

二、宗教改革的酝酿,从胡司到伊拉斯母;
    人文主义对经典的回归,“人文主义”的概念?是指一套思考研究的方法(论),或是一种信仰理念处处以人的思考为上?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将当初的“人文主义”误解为“人本主义”。而实际上“人文主义”这个称呼是几百年后(十九世纪)被人加上去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也是让我们混乱了“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概念的原因之一。
伊拉斯母。更正教基督徒很少会注意他,但真正撼动中世纪千年建筑的人物却是他;没有伊拉斯母在学理界的铺垫,1517年马丁路德的出现最多是引起德国一地的百姓动乱而己,因为没有学术界的支撑就无法深入到信仰、理性和神学的变革层面。今天我们许多华人基督徒的观念中仍然还保留着伊拉斯母的影响,凡举一例即可:“只有学好圣经原文,研究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才能得到对圣经最准确的理解和诠释”,这个预设本是来自伊拉斯母。(为了这个预设,让我在神学院里掉了不少头发,地区支援中央。)
中国的活字印刷进入欧洲,商业印刷厂开始积极运营;不可忽视商业活动对欧洲文明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类比的,因为中国的商人从起初就被皇权压制(吕不韦之死为例)所以商贾从未正式影响过中国政治历史。而欧洲的商人却完全不同,他们可以去开发新大陆,可以自动进行各种探险尝试,而爆发户很快就进入贵族阶层,进而会成为皇亲直接参与政治历史进程。代表性的是“美第奇家族”从商贾开始几代人中从教皇到王后。总之,因为商人特别的嗅觉,很快就将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变成了摇钱树。
教会事工与商业活动的并轨,中世纪多次大规模的瘟疫引出“炼狱”的传说。约翰提锁,高级销售人员,替教皇卖“赎罪券”。德国的资源稀少,如今又要被“赎罪券”将资金吸到意大利去,从经济利益到民族情感,都为路德的出现预备了空间。

三、马丁路德与1517;
    普通的神学教授,虔诚克己的修士,心灵敏感的年青人。做为修士的路德一度活在对灭亡的恐怖之中,为了得到永生他时时查验自己的心灵,克苦己身,乃至影响了自己的健康;而他向自己的导师不断地告解认罪,以至于导师劝他“去真正地犯罪,然后再来告解吧”。经过这样的挣扎之后,“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上帝之言才对他有如此伟大深刻的改变。(我们当今的问题是,太快就决志了,所以来得快去的也快)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粘上布告栏的学术讨论话题,相当于今天大学教授在科系内部发的一份研究课题。不起眼的行动,成了宗教改革的标始记年。有一副油画,画着路德在夜里神色紧张地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画的不错,但与历史不符,因为实际上路德并不需要紧张,而教堂大门相当于今天的广告板,路德帖的时候也许还需要随手撕下一些旧的内容给自己的九十五条找到充足的地方。而且,不是钉上的,是粘上的。
    因为印刷厂的生意人将路德所贴之拉丁文版的《九十五条》翻译成德文并全国发行。路德一夜之间由一个无名的教授,成了全国人讨论的明星人物。但这时的路德自己仍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计划过什么,更没有想要改变什么。印刷商人更多的热情是将吸引眼球的内容变成收入,所以他们将九十五条印出来基本上与信仰无关,全属当时热门之商业活动。1517的变革影响之大之广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场意外(全然是冥冥之中上帝的做为。于是,事就这样成了)。

四、边做边学的路德,1517之后;
    许多路德引出的更正教思想真正成形明朗其实都是在1517之后;随着各方讨论和论战,渐渐清楚的。加上路德多次身陷生命危险中,所以是英雄造实事还是实事造英雄,在路德的生平中很难划清。
    约翰厄克,是个很重要的对手,他比路德年长,而且同样的学术水准,并且在“辩论技巧”上远远超过路德。厄克最成功打败路德的地方就是一步一步将路德引到胡司的观点,而胡司在一百年前就是因为挑战教皇的权柄被划为异端火型而死;而路德之前并未认真了解过胡司的言论。厄克给路德挖了一个可以送命的坑,路德跳了进去。
路德的转变在1520的三篇文章中得到确认。致德国贵族书、教会被虏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这套“老三篇”是了解更正教改革的重要文献,分别针对社会、教会和个人。所以“基督徒的自由”仍可做为基督徒当今的灵修辅导和信仰基础书,不过时的。
    路德其他的工作还有很多,重要的是翻译圣经、婚姻、与慈运理在圣餐问题上的讨论。最后瘦弱的墨兰顿系统化和发扬了路德的成就。期间有几份重要的《信条》,今天很少有人再看了,不过信条一般来说都比较生涩。

五、慈运理;
    瑞士法语圈的改教家,他的思想更多被华人教会所采纳,虽然很少人知道他。许多自称是路德、加尔文主义的人如果回到五百年前,人们一定会将他们归划到慈运理的队伍。与路德在圣餐问题上的争辩,最后不欢而撒(只有这一条与路德不同,其他十五条几十个分目都是一致的)。Hoc est corpus meum
    做为战士,死于沙场,想起一句话来“我们都太年轻了”(卡拉)。
    对于慈运理的死,路德的回应说这是上帝的惩罚。路德一直是个口无遮拦的人,对比他骂教皇和教士们的话来说,这算是客气的。

六、极端改革运动
    慈运理死后,跟随他的人群一部分转向了加尔文,一部分成了极端分离主义,造成了许多混乱、战争和流血。其中闵斯特的情况可以与后来中国的太平天国有得一比,历史总是会在不同时空中重复出现几乎相同的事件。
    极端改革运动的根源何在?我的理解是问题正是出在”唯独圣经“这句路德提出的信仰口号。慈运理和路德反对教权,从反对圣礼主持特权到圣经的解释权,人民可以自行理解所读的圣经。没有历史、教义与教会做为信仰的支持,个体读经之后的”领悟“很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重洗派”,他们不过是重演了奥古斯丁时期的多纳徒派的观点。所以了解教会历史的改教家没有同情“重洗派”的,这也是今天历史学者诟病路德和加尔文的地方之一。

七、加尔文
    巴黎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因为宗教迫害与其他基督徒逃出法国,受法勒热之邀而留在日内瓦。一生在写一本书《基督教要义》这本书是他所有注释书的指阅读指导。因为读圣经没有大公教会的规章,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异端。
    问题:人们圣化或丑化加尔文,而加尔文本人只是一位温和的书生,他一生所关心的只是基督的教会。圣化他的人将他视为当今民主之父,丑化他的说他是杀害异己的专制者。
    当那位反对三位一体的医生被烧死在日内瓦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力,做为旅居日内瓦的客人,也曾被判决烧死异端份子的市政府驱逐过。就好象在美国的华人,许多并不是美国公民,美国选什么总统、州长,变更什么法律都不可能有什么参与和决策。税还是要交的!
相对而言慈运理没有留下太多系统的教导(死的太早),而路德一直是在风口浪尖,虽然著作等身但许多是对应、迎战各种挑战问题而写,每篇作品几乎都可以对应路德的生平。但加尔文完全不同于前面两位,人们几乎找不足加尔文这个人的生平,他的作品(充满着人文主义的诠释风格)是细密严整地在大公教义和圣经本文之间编织出来的巨幅画面。而且他自己又不断精益求精地进行修整。《基督教要义》一书整体的结构完全是根据《使徒信经》来搭建的,(廿世纪的巴特在写《教会教义学》的时候还是延承这种大公信仰式的结构)人们几乎不能将加尔文列于哲学家的队伍,因为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全面介绍古老的圣经信仰和大公教义,他是、只是一位神学家,而他自己只是关切着基督的教会,唯一想做好的就是一位牧养教会的牧师。
马丁路德、慈运理、加尔文,这三位大师是宗教改革历史必须要提到的。马丁路德和慈运理是“破”,加尔文是“立”;经过这三个人,中世纪拉丁世界就被彻底颠覆了。但他们的信仰和影响力演变成地域(城邦、国家)性的精神基础却仍然要经过许多年月。

八、法国
    加尔文在日内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工作就是创办了日内瓦大学,专门培训传道人的。其实今天许多有名无名的大学早先大多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标创立起来的。
    日内瓦大学的留学生几乎都是来自法国,毕业后回到法国去传道,因为后来法国的大迫害,许多得到日内瓦大学文凭的都死在了法国,断头台还不普及,所以吊死的居多,日内瓦大学的文凭又被称为“上吊文凭”。
    1572年八月,圣巴多罗卖日大屠杀,开始了宗教杀戮,民众运动的先河,法国从此失去了基督教化的可能,先是国王鼓动人民杀基督徒,然后是贵族鼓动人民杀神父,然后人民自发起来杀贵族和皇帝,然后就是人民互相残杀。这就是五百年的法国历史,而法国是民国时很多青年人向往的地方,也是去流学的地方。流法和留美的回到中国之后带给我们又是不同的历史。这都是另题。
  总之,法国从皇帝到百姓集体做了拒绝更正教的决定,从此基督徒不再停留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来完成他们的信仰诉求,于是更正教信仰就进入国际化的阶段,从英国到荷兰再到新大陆一路走到今天的非洲、亚洲。许多神学生甚至已经不知道加尔文是个法国人。

九、英国之亨利八世
    亨利第八是个学者型国王,他的神学基础相当之好,这也是后来他能够在与教皇对峙时另某出路的原因。不过大家都知道,他与教皇决裂是为了离婚。而对于英国民众而言,几乎在生活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同样的教堂,同样的神父,同样的礼仪。
    亨利八世离婚的原因是他希望有个儿子可以继承来之不易的王位,那时欧洲还没女人做国王的先例,虽然垂帘听政的事常有。而且如果王位传给女儿,她未来的丈夫就可能会最终得到英国的王权(这也是他的女儿伊利莎白女王一生未婚的原因)。总之,他和教皇闹翻了(英国脱欧一次),离婚再娶,又再生了好几个女儿,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儿子,爱德华六世,终于可以承继享利的王位,可惜的是这位九岁登基的小国王只活了不到十六岁。最后英国的王座还是交给了享利的女儿们。

十、血腥马利到伊利莎白,KJV
    大女儿叫马利亚,她的妈妈就是被离婚的那位;童年的阴影,成年后的生杀大权。她登基之后,首先是让英国回归欧洲的天主教,然后将当年支持享利八世离婚的所有相关人士,就是脱欧的统统拉出来杀死,而天主教徒相信火型是可以同时消灭异端精神的,所以她曾一次烧死三百多人,这些人当然都是更正教徒,包括英国大主教。约翰福克斯后来写了本著名的《殉道士》一书,从使徒时代为主殉道的一直写到马利亚统治时期,因为这本书她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历史称号--“血腥马利”。(我在美国旅行时也常听到空乘人员问“要不要血腥马利?”后来才知道与英国历史无关,是番茄汁饮料,味道还不错。可惜现在飞机上不免费提供饮料了。)
    血腥马利努力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影响,可是执政时间只有四年,临死前将王位交给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伊利莎白。伊利莎白在位四十多年,政权的稳定给英国更正教足够的时间建立信仰和神学的根基。在伊利莎白执政期间最大的威胁来自西班牙和法国;西班牙的国王腓利是她的姐夫,一直希望继续掌控英国,而伊利莎白的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令西班牙的势力从此渐渐衰落。问题在于,西班牙和法国都是天主教国家,后来许多耶稣会的修士潜入英国传教,被抓、被杀的远远超过当初“血腥马利”的人数,但历史却没有称“血腥伊利莎白”,因为那些被杀的天主教宣教士受西班牙和法国的支持,处死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间谍罪”。
    伊利莎白临死之前将王权交给詹姆斯一世,他是个在天主教和更正教中间摇摆不定的人物,但表面上还是继续伊利莎白留下的更正教信仰。詹姆斯最大的贡献是调动当时英国最好的学者文学家翻译出版了至今流行的KJV钦定本英文圣经,使英语世界的更正教信仰有了重要的经典支撑。詹姆斯一世关心的是教会如何服从政权,引起许多更正教信徒的不满,这种紧张关系引发了第一批逃亡,1608年这些不满詹姆斯的分离主义者到了荷兰,过了十几年又辗转来到美洲新大陆。这些人就是清教徒,他们1620年到美洲的小船叫“五月花”。
十一、克伦威尔、五月花,宗教改革欧陆的挣扎引来新大陆的全新规划
   詹姆斯表面上的更正教信仰,私下里又与天主教相通,他的太太来自丹麦的安妮公主私下成为天主教徒,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的儿子查理一世对教会的态度更是充满变数。加上西班牙、法国的影响,成为第一位以国王名义被砍头的人。砍他的正是清教徒中的政治、军事领袖,叫克伦威尔。克伦威尔死了以后被人鞭尸斩首。凡此种种,英语世界的更正教改革彻底在英国和新大陆建立了根基。
  宗教改革到约翰亚当斯做总统的时候已经在各种领域开出了鲜花。

十二、教皇与耶稣会
    在天主教内部如何回应宗教改革的呢?
    首先是教皇个人的态度,当然是不接受初期不断要求的内部改革的呼声。
    耶稣会的兴起是天主教回应更正教最大的势力。罗耀拉做为军人,建立了军事化管理的修会,并努力为教皇征讨失地。在更正教仍然在神学、政治、地理上进行摸索的时候,耶稣会的修士已经到了日本。

十三、天特会议与天主教
    神学理论上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就是天特会议。起初许多持更正教观点的人希望这个几年时间的会议可以调解神学的纠纷,建立对话的契机。但会议的结果反而是固化了中世纪许多模棱两可的神学议题,严格来说天特会议是今天天主教的开始,许多当今天主教所奉行的信仰条款都是1564年之后才正式登堂入室的。天特会议是更正教与天主教的分水岭。天主教与更正教能不能“合一”,只要看看对天特会议的态度就可以了。如今一些更正教会与天主教的“联合”,必须建立在放弃更正教立场的可能性下,所以如果他们已经放弃了更正教立场,就谈不上与天主教的“联合”,只是被“收编”了而已。


宫景耀 牧师
2017年秋分、寒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