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百年前的历史，各种新旧画面重浮现在眼前。读史不是为了排遣时光，而是要找寻答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寻索。
福音
华人教会在向大陆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掉进各种科学大辩论中，结果是传道人逼上了科学的梁山才好意思向听众指点江山。这几十年来在海外知名并大有影响的传道者首先的就是那些带着“科学家”、“教授”头衔的一批，无论他们来自台湾、香港或是中国大陆；几乎都是这种标准的背景：自幼就是高才生，很快在科研领域有所建树，并且一定是到了代表西方科技最“先进”的北美，成了博士、科学家；然后再全职或带职成为传道人。
这样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自然就包裹了一层特别的神韵，他们代表着“先进”“智慧”“学识”“前瞻”，这样的人在讲述中国知识分子极为“盲目”的基督教信仰，本身就已经抵消了无数的“对抗”和“质疑”。“你看科学家都相信上帝！”这样的标识对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是革命性的，也是富感召性的。
自然，各种福音机构、特会中出现这类的学者当然是必须的了。这种“科学家”讲“神学”的风潮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都算是一个极大的特色了，而且可以确定以及肯定地说是：“中国特色”。
（不要讲中世纪，也不要讲西方，在西方的历史中本来是另一种走向的：是“神学家”总在不断引发出“科学的”问题。）
何以如此，何以特别是“中国大陆”背景为代表的？
辛亥革命百年之时，重读历史，才很意外地找到了原因。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结构中“辛亥革命”只是一个词条，除了专攻文史哲的以外，很少有人会了解这段历史，而“三民主义”因为加上了那“反动的”国民党的影响，更是为大陆史家、教育系统所淡化。
大陆学生、学者的近代史知识是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记念在这几十年中从未停止过，不只是政府要员定要在此时出面，而且全国性的特别假期与纪念活动将五四精神深入大众的骨髓。
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新文化运动自然有其历史地位，但辛亥革命所引发的历史变革在两千年来独树一织。在笔者粗陋的历史记忆中，能够与辛亥革命相类比的事件怕是只有嬴政将和氏璧打造成传国玉玺，称始皇帝，立大秦帝国这段“前无古人”的历史了。因为“共和”亦是“前无古人”之新政。
与元明交际之时相比，清末远没有元末那么“艰难”，因此若不是这全新的政治理念，大清朝延续百年原本不是什么困难；虽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但实际上讲支撑大清朝野的汉人远远超过元末蒙古朝庭。辛亥革命起初就不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的事。而是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是对人权的觉醒自然带出的结果。“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精神透过辛亥革命而影响中华大地。甚至辛亥之后的袁世凯都曾经将四月的某日定为基督教为全国的“和平祈祷之日”。
一方面过于夸大五四对近代历史的影响力，一方面彻底减弱甚至是忽略了那个改朝换代（应当是＂去朝换代＂）的伟大事件。一方面让人民以为只要年轻的学生用平和的方式（学潮）就能改变历史的轨迹，一方面用各种权力资源消灭一切可能的组织，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包括各种帮派）。可以说这半个多世纪的走向和方略足显厚黑之道的精湛，亿万人口尽控于界定范围，岂一“绝”字了得！
所以大陆的知识分子只知有“德先生、赛先生”而不知“民有、民治、民享”的前前后后。
包括后来梦想以基督教改变中国的新近十几年间的海外大陆基督徒在面对信仰、政权等一系列现实的挑战时都无法越过一九一九的五四精神所构筑的屏障。无论是“科学证道”还是“向政府讨说法”都没能跳越出历史的自限，以及对前人足迹的无知。抱歉地说，今天流行教会间的那些“科学布道”，或是“本色神学”，“先秦哲学，宗教与基督教的互参”等，还未见超越谢扶雅、赵紫辰、甚至利玛窦的。
单从福音问题来反省，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还多在个人感受方面，多停留在理性证明中间；如何将福音影响实在、具体的生活，就很快变成了神秘主义、灵恩现象的积淀。
就是说，大陆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意识到基督教曾经、如何影响过中华大地。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批判都是在表浅的范围。这也是教会目前所面对的诸多问题的内因缘由之一（特别是在福音布道以及教会影响力方面的内争不断的原因之一，更是大陆信徒与港台信徒和牧者之鸿沟所在之一，虽然港台人士并不一定对近代史有更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新生带的区别已经越发减少时）。
对历史的认识不仅是会影响人的思想、更是会影响到人的思想方法。
以上为读辛亥历史时意外的发现之一。草草收笔
宫牧师
2011年五月四日
待续。。。。
（之二）
辛亥革命前后的基督徒与基督教
参与革命的基督徒比例很高，特别是与不极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基督徒人口比例相比，就更加让人不可忽视。
可惜两岸三地的史家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刻意回避这个事实。即便如此仍然还是可随处找到基督徒的身影。
孙中山先生自不用提，我们可列出一个名单出来，却不能完全列出而无遗漏，向黄花岗里至少二十四位可确实的基督徒，里面有长老，更有牧师。
辛亥革命前期的半个世纪的革命头争中，基督徒的比例占革命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就算没有接受基督教的革命人士，亦多受基督教会的保护和支持，并且对基督教信仰都抱开放的态度。（如：黄兴等人）
单他们确从未以教会的名称去投入革命，所以我们才容易忽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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