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丹青：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2011-08-15 18:33 新周刊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恺，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挡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19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19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门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70后80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40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古典文化转换的国家景观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



《新周刊》：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丹青：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溯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19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90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部分80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80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溟钱锺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大部分是民国人设计的。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1949年后，尤其是19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口述民国



张鸣口述：五光十色说民国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一个刚刚收到的小问答

问：经常听到有人说信徒与门徒的区别，不知你们怎么看？圣经里有不同定义吗？

我个的人回答：

首先很多事情是很难分得特别清楚的；圣经说“将事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箴２５：２）。有很多事情分得过于精细并不只一定是福。

信徒与门徒在字面上是有很多的不同，信徒就是“相信的人”这是中文与拉丁文同共的意思；在英文中却很有趣是Be-Liev-er，英文的字面是有“以之为生之本”的意思。这也正应了中文中的那个“徒”字所代表的。
门徒，来自古代中国的门生传统，过去要拜师学艺，拜师之后就进了师门，成为门中之人。进了师门的弟子，每天是活在老师的眼前；处处以老师为榜样；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在此你会发现门徒二字似乎更接近英文的believer字面所展现的意思。
在英文中的门徒一字disciple，与纪律、管教一词是同样的字根和源头，disciplian。所以顾名思义，门徒在此就是自我约束、以上帝的纪律来要求自己，并且因为相信上帝、爱上帝而甘愿接受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特設的團體，用以代表神的同在和主權以及心意的地方）管理，甚至管教（当我们失误、犯错时）的人。

其实在新约圣经中严格地说并没有做为名词的“信徒”二字，我们所译出的那个“信徒”二字在新约中是介绍一种状态“有了信心的”“相信”等，都是以动词形式出现的。

所以，如果严格说来，是不应当用“信徒”这个词的，因为新约圣经中所有的都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有时会小信，当主的门徒有了信心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有信心的门徒”，用中文来表达可能应当是“有了信心而自约的跟从上帝者”。

于是一不小心两个最常用的词（信徒和门徒）都不能再用了。哈哈

话说回来，有些牧者喜欢做这样精细分工的工作；最后的结果呢，往往是把人的灵命分成无数个“阶段”，当然，也会将弟兄姊妹们同样进行划分，成为不同的级别。从积极的角度说，这给人一个向前进的动力和可以确知的目标；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往往进行这样分划工作的牧人，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放置于众人之上。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到可以超然于众人之上的；因此每个时代都会有人继续做这样的工作，以希图得到自我的认同和满足。

我个人认为，很多前辈们这样的划分，对于个人的灵命和教会并没有真正建设性的帮助。
大道无形，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有谁能分辩得出来，圣灵是在哪一分、哪一秒将一个罪人转换成义人，又在什么时刻将一个信徒转变成门徒呢？

将事隐秘是上帝的荣耀

宫景耀牧师
２０１１年九月十五日，下午随笔

随笔：本尼迪克十六世

随笔：本尼迪克十六世

这位新任的教宗如同一匹黑马，出现在廿一世纪的天主教世界中。在约翰保罗二世过生的时候，很多人就曾猜测天主教会未来的走向。当这位德裔的教宗被选任出来之后，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因为天主教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选任德国人为教宗了。特别自那位独特的德国人一五一七以降，带动了教庭巨大的变革之后。

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本尼迪克十六这个名字本身就足够陌生，甚至神秘了。加之我们所生活的范围是更少关心他的活动和新闻，在不断多重的过滤之后，对他的无知全然是正常可接受的事情。

我个人对于本尼迪克十六的认识，仅仅是在书店小坐，随手翻阅之中一点一滴集成的一些观感。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位可以说是与自己的生活、事工、甚至思想都全然无关的“重要人物”，唯一可能的了解，只能是透过他的文章。不过有时这种最为传统的“因言立人”或是“因言废人”的方法，正是在其客观与局外，反而更可能在普遍共识中特到准确的了解。我虽然不敢说了解这个人，但却自认为对他的分析可能比天主教人士、政客以及新闻记者更客观。

自其上任之后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书店中已经发现了他三五本英译的作品。而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从这里面开始的。

与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二世很不同的是，在他目前所公开和发表的书藉文章中，有一种特别的学术风范，虽然他也会谈到前任同样的话题，如信心与敬虔，但都不是仅从个人的体验出发，而是以神学、信仰、教义和对圣经的解读出发。行文过处，完全不似约翰保罗二世那么“实际”、“亲切”。（也许本尼迪克十六觉得这些不应当是教宗要处理的重点，反而是各地的神父们要干的事情吧。）
在我所看到的本尼迪克十六世的作品，一应都是以介绍古代“教父”为主题的。这些书都是他上任之后，在自己私人的教堂讲坛上，每周定期地向那些到梵帝岗朝觐的神学生、修道士和各地主教神父们的讲演记录。从前后发表的次序上看，自他上任之后，这项工作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其内容而言，他是对古代教会、教父进行全面的介绍，透过介绍这一个个独特的历史人物，让民众了解基督教古老的信仰、神学和曾经面对的挑战。在着重实用主义的当今社会中，新任教宗的专注却是回到古典和历史，这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在当今的天主教会走到又一个特别的结点之时，新任教宗并没有尝试去直接处理眼前的各项疑难问题，反而在默默地向这个时代展现他特有的学者风范；这不能不算是他的一种智慧。虽然如今给他定论为时尚早。
他的作品，不象是一个教宗在向自己的民众发布教谕，反而更象一个大学的教授每周的公开课程。若比对他平时的日程表，会发现他似乎没有特别的时间进行“课程的准备”（当然，他是有很专职的秘书协助）。从他演讲的系统性和流畅性而言，这些内容并不是他举任教宗之后才准备出来的，更象是经过一生的时间搜寻、吸收、消化之后作品。或者说，是他在成为教宗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要向这个时代的教会所讲的信息。

这样一位高龄老人，（当然对于教宗这份职业而言，他不能算是老人）做完每天的各种会悟之后，日落黄昏，在讲坛上侃侃而谈。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名？我想教宗的名望已经够大了，并且每一位教宗为了隐藏自己，上任时都会选择一个特别的名号，而不是自己的本名。为了利？更不是，因为他所在的地位，甚至他每日所穿的服饰都是价值连城的。为了学术么？好象可能，但教宗并不需要以学者的形象来展示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达至教宗地位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耶稣会的修士他们的学识都可以相当于博士的水准。

从而他的动机就更为重要，他所想要向教会群众表达的是什么？

已经研读过他一本《Church Fathers》，后来又接连着看到比前一本更大、更厚的有关教父的介绍。从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对教父们的介绍是相对全面的，包括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但从其对于每一位教父独特的视角来看，又绝对是拉丁化的。

随笔间无法一一细说他的作品，但大略的印象正如他当任之时很多人所预测过的一样，他绝对是一个保守而传统的教宗。并且他的历史眼光是顾后而瞻前的，因为对历史回顾的久远，对未来才能有同样深邃看见。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的这份宽广似乎正在打破天主教自路德之后的封闭。甚至有些观点，如果退回到路德的时代，可以说是极其更正教化的。就是说回到四百年前，他很可能会站在路德的这一边，不只是因为他是德国人，更是因为他对拉丁世界的这份历史责任感。


当然这只是一孔之见。目前还未细读过他全部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有关“圣－马利”的作品。不过做为教宗，他仍然还是个天主教人士，即便是要有所改革，面对这个庞大的，正在四分五裂的宗教帝国，仅他一人之力，不会有什么根本的转变。甚至若是改革太快，招至杀身之祸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历史的先例。

总之，从其文章之中，可以看出来的是，他希望今天的民众能够回归传统，重新认识、了解和体会早期的基督教会所坚守的信仰。那些古老的教父们并不是中介性的圣人，而是一位一位的思想者，上帝透过他们告诉这个世代的是：亘古不变的信仰，以及对此信仰孜孜不倦的寻索和不顾一切的委身。也只有这样的专注与执着，才是教会的盼望。我想这一点不只是对于教宗所面对的天主教世界，对于基督教会也同样是根本而重要的！

随笔一文。胡乱猜想了一下远在罗马的那位老人正在可能构想着什么。唧唧然，以为寂寥！



宫景耀　牧师

九月十四日深夜，迈阿密

月上中秋——随笔而不成文

九月十二日，２０１１年


月上中秋，远方亲人在忙什么呢？既往三年，中国大陆、北美各地的朋友、亲人差不多都断了联系。

一方面是因为事务繁多，“忙”常常成为当代人最合理的借口，所以反而不敢如此自称；不过想一想根本的原因，还是在那一份的心境中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打个电话过去，无非就是你好我好他好的寒暄。虽然人与人之间往往真的是需要一些这样的“寒暄”做为关系的润滑剂。

不想象当年做市场时那样，定期地给各种的客户（现在的以及潜在的）照着时间表一个一个地打电话过去。因为总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维系的那种关系，好象会失去些什么；虽然效果一定是明显的。实在是不喜欢那种一定要刻意表现出来的情绪－关切、惊喜、叹息，在挂掉电话的一瞬间也是表演结束的时候。

朋友有很多种，实在说来，大部分的友情真的是常常需要些“润滑剂”来润滑一下，有些友情不单是需要润滑，甚至还需要一份特别的精心的呵护，就象在冰天雪地的北方陋室里照顾一株热带的植物，或是一缸的热带观赏鱼一样；稍不小心，就有前功尽弃的可能。有时想想，呵护一份友情好象也是很（满）辛苦的一件事。

在友人中也有个别极少极少的几位，如高山流水一样的那种。你不需去刻意寻找他，彼此也无欲无求，淡薄如水的情感。有时会想起，有时会忘记；但那份情意随时会在不期中闪现，从不需要“预热”，因为不曾冷过。

三年来，也许还要更长一些，六七年来，和老朋友的联系几乎是彻底断绝了；加上电子palm几次crash，电脑被偷，甚至连他们的地址电话电邮等等都找不回来了，这诸多“合理合法合情”的理由让自己更加没有心情去翻查。但他们却从未从自己的世界流失，只是将他们压缩存放在某一个角落，也将自己的那一份爱恨情仇同他们一起收藏。

如果朋友因为失去了联系就不再是朋友，那么保持联系并不一定就让他成为真正的朋友；失去的朋友其实也没有真正失去，因为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已经留下了他的印记，他成了你生命中的一个小篇章。这几年间失去了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最伤心的就是陈锋卿牧师；在他去世两年之后才无意间从网上得到消息；那次是我最最伤痛的时候，因为象那样的朋友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差不多算是divine appointment了。　等到将来再见面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相信一定还将是那么平静如水。

关于“友情”从古罗马的西赛罗到当今的哲人仕士都有专论，但能留在印象中的好象还是鲁益师在《四种爱》中所讲述的那么深刻又简洁。明白友情与享受一份友情又是两回事儿。箴言中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２７：１７）

当你将一个人当成朋友之后，你会关切他，又不想要打扰他；你会为他焦急、而任何刻意的虚伪与诡诈都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创伤；于是很多人因为伤透了，就将自己关锁起来。好象那个刻薄的哈维蔷姆老小姐一样。

该来的还没有来，不该走的又走了。。。朋友往往也是这样，当你期待某一个人的时候，却忽略了正在你身边的人。我喜欢我的教授私下里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在这就是为了你们，因为只有你们是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内的。于是我记住了，也这样效法他去做了，虽然并不是能够被大家体会得到。后来想想，我也算是个好学生了，因为有那么一份灵犀吧！

许多人天天关切着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家乡，因为信息的灵通与自由，在北美的华人甚至会比在国内的家人更知道家乡所发生的大事小事；可是大多数人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正生活的这一端每天发生着什么。而友谊是不是也同样会落入这样的雾区呢？

上帝将人放在地理的限制中，这样的限制自巴别之后带动了不同的文明各自独立地发展；当我们关切远方的喜怒哀乐，试图冲破上帝给人地理上的限制时，或许已经忽略了身边的朋友而不自知。

很久没有和远方的朋友们联系，或许有许多原因，一是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和必须要讲的事情；一是不想做做出特别的感情；还有就是，那些交心的老友，就是天涯海角也不会让友谊产生隔膜，如果能够被距离所淡化的，就让他淡化下去吧。

最后是一份特别的心境；好象一个坐着马车迁移到一个古旧小镇的客旅，将车上的家什一一搬下，开始创建一分新天地一样；身在异乡，却不要为异客，因为如果做异客，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乡。专注在身边的那些又熟悉又陌生的人身上；或许上帝在这里会留给你几份真正知心而永恒的友情。这就是移民的国家，移民的文化。人人都是客旅，人人也都是主人！

昨夜无眠，清晨回到礼拜堂，浓云的天空，并未在礼拜堂里找到预期彩虹灿烂的日出；重新提笔做画，已经缀笔半年之久了。或者还需要另外的一年、两年、三年，不知道了。今天有人回去中国，也有在生病的，还有一些教会的事情要处理；无意中从一位朋友的短信中知道今天又值月圆之时。不知道孙悟空会不会又要变成大猩猩，这次龟仙人能不能砍掉他的尾巴；会不会在这个星球的某一山顶，一只青灰的狼正向着月亮发出悠远凄寒的嚎叫；或许远方的某个人会忽然想起远在天涯已经渐渐淡去的我。也许，都不过是也许！也许现在要举头，也许需要低头！这个就不用想了吧。任时间流淌，继续体尝人间的悲欢离合，直至日月失去它们光华之日。



本想随笔至此，不想抬头一望，窗外的明月正正地悬在眼前；闪念间想取相机留影，最终却放弃了，不是因设备的品质，而是因为我再次选择了静默，静静地注视着，那正在攀升中的明月，清冷洁白。。。




宫景耀　　牧师


注：请勿转载！

教会历史课程通知，2011－06－15

“日光之下无新事”，是所罗门在上帝的引导之下，于三千年前为我们留下的名句；中国的古圣先贤也说过相似的话语，“知所先后近道矣”，“温故而知新”，等等。


历史是一件很特别的东西，它就象“时间”二字一样，是即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我们每天生活在时间里，每天都在历史的时间线中航行；没有一刻是不在历史之中的，可是当我们坐着时间的小舟漂泊在历史的长河中时，却又无法说清楚历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历史不能算东西，因为南、北、上、下不也同样是在历史中被凝华、固化么？）

让我们跳越出学术的争辩，免去无意义的时间消耗，来直面我们的人生与信仰。因为对历史的学习与反省不是加增一些学术的傲慢，而是应当成为我们未来的引导和方向，不只是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更是免去重蹈覆辙之历史悲剧的重演；即是对我们的引导更是对我们的保护。回顾过去总是为了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此所谓：温故而知新矣！

所以，我们的学习就不是限于历史数据的交待，这样的工作在数字化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必要了，打开你的电脑，你可以得到更广泛和更多角度的历史数据；我们的学习也不仅限于对历史进程之前因后果的思考，“事后诸葛亮”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过在历史的数据和历史的纠结之后的那个引导历史并且带来人类思想发展的力量，却是我们不能不关切的，因为我们今天也在同样的能动之下被带领着。不同的历史、历史时期、历史事件都带给人类不同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极的是进入人类的思想，是一种思想的影响，在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思想又经过历史的锻造而升华，成为具有永恒性的超越历史的精神，而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物也正在于此！西方人说“人是万物之衡量”东方人说“人是万物之灵”所要表达的也不过如此。

教会历史限于教会的历史，但教会从来没有抽离于人类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与文明史、政治史、哲学史等等各种历史学科相比，教会史亦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教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教会在不同时期受其所处时空格局而显出其独有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特征，但与其他史学研究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教会的超历史性。教会是信仰与精神的载体，这个信仰是超历史性的，当信仰进入历史性之中时，是如何面对各个时代的洗礼的，是否因为烙上了时代的烙印而失去了其超然性了呢？这正是教会历史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你会发现那伴随着人类时间旅行的永恒不变的真道，在面对各种时局和环境的时候，如何引导带动着人类的进程；因为有了祂的同行，人类的时间旅行就不是一种无序、偶然与未知trip，而是一次迈向人类终极存在之意义的journey。历史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并且从始至终都是祂的故事（His-Story）。

你我有幸正漂流在这样的一条历史长河中，向不远的终点靠近。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在必要的历史数据资料之后，让我们了解其内在因果，但更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发现并进入那引导人类历史进程的永恒伟大的上帝，就是那无以名同时又进入人类历史的“道”。

愿主帮助我们透过历史体查到祂对我们的心意，使我们知道在这末了的时候如何生存、如何事奉、如何将圣道和圣爱显明！

注意事项和课堂需知：

收到教材的同道，请尽量抽出您的时间开始阅读教材，因为我们不会全部cover所有的内容，本教材提供了最为全面、完整的教会历史资料。我们有两周的时间学习，中间间隔的时间正好用于课后的阅读。教材每本$25，请付款，非本会成员请加五元运费。

课程进度计划如下，括号中是建议完成的阅读页码以及课上将涉及的篇幅

六月15日，周三：福音时期、新约时期、大公教会时期、罗马帝国时期（1－78）

六月17日，周五：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十字军（79－121）

六月22日，周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122－200）

六月24日，周五：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宣教时期（201－250）

六月29日，周三：现代、后现代、人本主义与世俗化教会（251－309）

晚上有简单的晚餐准备（6：30PM）

地点在教会礼拜堂。

请准时来上课，尽量不要缺课。如果不能上课请事先告诉我，我会准备课上的录像给你。

注意上课时间是七点到九点半，中间会有廿分钟到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个课程将做为未来教会负责同工的必修课；而教义综览将做为每位教会会员的必修课程。希望在半年之内您可以通过亲自上课或观看录像，尽快完成必要的学习。

我们今天晚上七点钟，教会历史课堂上见！



以马内利



宫景耀牧师

2011年六月十五日



Sola Scripture, Sola Gratia, Sola F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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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

据111年前8位英国传教士被杀前27天所记的《忻州日记》，美国学者张海燕亲赴山西忻州、英国伦敦历时12年寻访，立体还原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2011年5月，李提摩太所建之百年教堂即将被拆，改建佛教疗养胜地，由此开始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呼吁




特约撰稿 沈颖 发自美国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公元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 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 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其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1877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1876年爆发，一下旱了5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又建立戒烟局。1902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3年大学训练之后，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9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27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他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年之后，2009年5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



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年6月5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记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50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他并不知道在义和团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80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尸骨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积怨。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6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他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甚至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也有同情者。



公元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激烈地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们及其妻儿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信徒们和亲洋教的村民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是死。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公元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公元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一个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燕牧师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张海燕读到他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燕牧师在逃亡中给妈妈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公元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血溅忻州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从太原派人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的传教士纪念碑，残损程度不一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拳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他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两万三千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外国殉难者79.3%；而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教堂将毁，日记不再沉默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的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Rev. Canon Stuart Bell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就在张海燕计划英国之行之际，2011年5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石衡潭研究员写信告诉他一件紧急之事——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忻州百年教堂即将被毁，“据说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要盖庙。当地基督徒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毁，教堂的四面墙已拆了一面。”



他十分震惊，写信给英国浸信会总会，对方的回复是，这个教堂并不是无主之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拥有教堂的所有权。



他也陆续得知，此教产1951年被收归国有，先后做过学校、医院，现在又被卖给一个开发商。



据当地教友说，拆迁方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块奠基石，上有当年修建教堂时的出资人信息，“他们藏起此石继续施工。”



5月8日，石衡潭和张海燕随即起草了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旅游局的公开信，美、英、中三国13位学者联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呼吁开发商停止拆毁，申报福音堂与传教士墓地墓碑等为省级文物。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艰难地被保存下来。



公元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亲人。



英国之行，张海燕还将去牛津大学图书馆查找当年8位传教士写给母会的工作报告、书信和珍贵遗物等，另将去伦敦周围等地拜访其他6位传教士所在的母会，让沉默百年的日记开口说话。

知识 vs. 灵命

“知识令人自高自大！”常有基督肢体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中的这句来证明：基督徒只要亲近主、爱主、事奉主就可以蒙主带领，而不需要坐下学习那些“知识”因为那些“知识”没有用！感觉又听到了那似曾识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


首先引用这段话来证明“知识无用论”很可笑！通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定会发现在此特要提醒当地信徒放下世上暂时有限的“知识”，进入对上帝的真知识。而上帝也恰恰借着使徒中最有“学问”的保罗向我们讲这句话，不正是告诉我们学习属灵真理的重要性么？

不能忽略的历史原因是上一代留下“反智主义”之灵修神学，将知识与灵命二分对立起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看出经验与真理在人生体验中的先后次序。当今的华人教会正是摇摆在“知识”与“灵命”之间，结果有知识的人好象没有灵命，有灵命的人又反对知识。现今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知识”与“灵命”的关系？“知识”是不是叫人自高自大？“无知”是不是属灵人的标签？

一、圣经从未“反-知识”，却是要求我们将一切的知识带回上帝启示的真道前来进行审核。上帝是一切真知识的源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一7）。所以“灵命”与“知识”绝不是二分、对立的两件事，反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测面。“灵命”的成长必然带来“知识”的丰富，而“知识”的进深亦可保护我们的“灵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二、初期的使徒、教父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人间的知识。说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保罗，通晓当时希腊人、犹太人的哲学与宗教；使徒约翰用非母语的希腊文写下了优美而充满灵感的圣经书卷；他们没有被人间的知识所俘获，反而本着圣灵的“真知识”来学习并且能够驾驭地上的知识，用来显明和荣耀基督。

三、人的头脑、思考的能力是上帝创造的，蒙救赎的人是将全人归回上帝，我们的身体将要得赎，我们的心灵得恩典的滋润，而我们的头脑更应当归回真理，让神的圣道来充满。“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一2）这个“昼夜思想”的过程也正是人的心灵提升亲近主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人思考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知识，产生对真理系统性的理解和表述，这是圣灵充满的人灵命成长必然的方向。没有一个婴孩是先长身体再长智慧的，成长永远是全人的！

四、基督徒不是“唯我独尊”的个体，而是活在教会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学习）神的真道。因此我们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而在超时空的教会里面我们更要向我们的前辈们请教求问，看一看在不同时代圣灵是如何引导圣徒前进的。这些前人留下的“知识”更能保守我们不会偏离普世教会同一的信仰！

总之：错误的信仰（教义知识）一定不会带出正确的灵命；所以就算在现象上那些令人忘我的属灵体验，如果不能引人归回正确的信仰，就必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自称“爱主”并且有超然体验的人，如果在教义立场出了偏差，那他/她一切的热情也要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要忘记“撒但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它会给你一些超然经验，只要你继续留在对真理的混乱和错谬之中。

“反智主义”否定“知识”的个人或群体，他们也并没有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彻底放弃了头脑的功用；发明很多“新启示”的正是这些人。当人否定教会持守的真理时，必然走向“偏差”，然后“极端”，最终以“异端”收场。正应了那句“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路上，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着重点，而建立完整的信仰架构却是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将不定期地提供一些课程，用密集课的方式，将基督教信仰、历史中重要的部分提供给大家。这些课程并不是发明什么新的知识，仅仅是回归那古老的信仰和教会的传统，鸟瞰前人留下的丰富属灵遗产。从中发现圣灵对教会两千年来的引导，帮助我们继续走在先贤的足迹之上，不偏左右。在各种新兴的思潮、理论对信仰不断挑战的时代，勇敢为主做见证！在我们面对灵性低潮和撒但的攻击的时候，更能够以真理来打那美好得胜的仗。

我们的学习不同于洗礼班，因为不只是针对初信的肢体，而是针对每一位基督徒。不只是帮助我们建立完整的信仰架构和体系，也帮助信主多年的人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信仰体系。不仅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更是大家在一起反省，并以真理来敬拜祂的机会。

在此诚心邀请您来参加我们为您准备的特别课程。让我们一同打开千年积存的属灵宝库，认识祂的做为，用正确的真知识引导我们的灵命成长，让我们能事奉祂并服务于祂的子民。

愿主祝福您！

以马内利

宫景耀 牧师

2011年五月一日

ps: 此文为本次密集课程介绍的专文。印在课程flyer上面。

辛亥革命百年祭（之一）

夜读百年前的历史，各种新旧画面重浮现在眼前。读史不是为了排遣时光，而是要找寻答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寻索。

福音
华人教会在向大陆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掉进各种科学大辩论中，结果是传道人逼上了科学的梁山才好意思向听众指点江山。这几十年来在海外知名并大有影响的传道者首先的就是那些带着“科学家”、“教授”头衔的一批，无论他们来自台湾、香港或是中国大陆；几乎都是这种标准的背景：自幼就是高才生，很快在科研领域有所建树，并且一定是到了代表西方科技最“先进”的北美，成了博士、科学家；然后再全职或带职成为传道人。
这样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自然就包裹了一层特别的神韵，他们代表着“先进”“智慧”“学识”“前瞻”，这样的人在讲述中国知识分子极为“盲目”的基督教信仰，本身就已经抵消了无数的“对抗”和“质疑”。“你看科学家都相信上帝！”这样的标识对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是革命性的，也是富感召性的。
自然，各种福音机构、特会中出现这类的学者当然是必须的了。这种“科学家”讲“神学”的风潮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都算是一个极大的特色了，而且可以确定以及肯定地说是：“中国特色”。
（不要讲中世纪，也不要讲西方，在西方的历史中本来是另一种走向的：是“神学家”总在不断引发出“科学的”问题。）

何以如此，何以特别是“中国大陆”背景为代表的？

辛亥革命百年之时，重读历史，才很意外地找到了原因。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结构中“辛亥革命”只是一个词条，除了专攻文史哲的以外，很少有人会了解这段历史，而“三民主义”因为加上了那“反动的”国民党的影响，更是为大陆史家、教育系统所淡化。
大陆学生、学者的近代史知识是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记念在这几十年中从未停止过，不只是政府要员定要在此时出面，而且全国性的特别假期与纪念活动将五四精神深入大众的骨髓。

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新文化运动自然有其历史地位，但辛亥革命所引发的历史变革在两千年来独树一织。在笔者粗陋的历史记忆中，能够与辛亥革命相类比的事件怕是只有嬴政将和氏璧打造成传国玉玺，称始皇帝，立大秦帝国这段“前无古人”的历史了。因为“共和”亦是“前无古人”之新政。
与元明交际之时相比，清末远没有元末那么“艰难”，因此若不是这全新的政治理念，大清朝延续百年原本不是什么困难；虽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但实际上讲支撑大清朝野的汉人远远超过元末蒙古朝庭。辛亥革命起初就不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的事。而是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是对人权的觉醒自然带出的结果。“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精神透过辛亥革命而影响中华大地。甚至辛亥之后的袁世凯都曾经将四月的某日定为基督教为全国的“和平祈祷之日”。

一方面过于夸大五四对近代历史的影响力，一方面彻底减弱甚至是忽略了那个改朝换代（应当是＂去朝换代＂）的伟大事件。一方面让人民以为只要年轻的学生用平和的方式（学潮）就能改变历史的轨迹，一方面用各种权力资源消灭一切可能的组织，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包括各种帮派）。可以说这半个多世纪的走向和方略足显厚黑之道的精湛，亿万人口尽控于界定范围，岂一“绝”字了得！

所以大陆的知识分子只知有“德先生、赛先生”而不知“民有、民治、民享”的前前后后。
包括后来梦想以基督教改变中国的新近十几年间的海外大陆基督徒在面对信仰、政权等一系列现实的挑战时都无法越过一九一九的五四精神所构筑的屏障。无论是“科学证道”还是“向政府讨说法”都没能跳越出历史的自限，以及对前人足迹的无知。抱歉地说，今天流行教会间的那些“科学布道”，或是“本色神学”，“先秦哲学，宗教与基督教的互参”等，还未见超越谢扶雅、赵紫辰、甚至利玛窦的。

单从福音问题来反省，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还多在个人感受方面，多停留在理性证明中间；如何将福音影响实在、具体的生活，就很快变成了神秘主义、灵恩现象的积淀。

就是说，大陆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意识到基督教曾经、如何影响过中华大地。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批判都是在表浅的范围。这也是教会目前所面对的诸多问题的内因缘由之一（特别是在福音布道以及教会影响力方面的内争不断的原因之一，更是大陆信徒与港台信徒和牧者之鸿沟所在之一，虽然港台人士并不一定对近代史有更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新生带的区别已经越发减少时）。

对历史的认识不仅是会影响人的思想、更是会影响到人的思想方法。

以上为读辛亥历史时意外的发现之一。草草收笔

宫牧师
2011年五月四日

待续。。。。

（之二）
辛亥革命前后的基督徒与基督教

参与革命的基督徒比例很高，特别是与不极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基督徒人口比例相比，就更加让人不可忽视。
可惜两岸三地的史家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刻意回避这个事实。即便如此仍然还是可随处找到基督徒的身影。
孙中山先生自不用提，我们可列出一个名单出来，却不能完全列出而无遗漏，向黄花岗里至少二十四位可确实的基督徒，里面有长老，更有牧师。
辛亥革命前期的半个世纪的革命头争中，基督徒的比例占革命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就算没有接受基督教的革命人士，亦多受基督教会的保护和支持，并且对基督教信仰都抱开放的态度。（如：黄兴等人）
单他们确从未以教会的名称去投入革命，所以我们才容易忽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Osama Bin Laden killed, the breaking news

本拉登死了。半个小时前开始成为头条新闻。
我反而想起了几天前的新闻，不知是真是假，静观中……

维基解密称基地在欧洲暗藏核弹 拉登遇害即引爆

基督教为何不能“共他”？

许多朋友接触了一段基督教以后都会对基督教有一些“正面”的评论，比如“基督教是好的宗教”、“基督教导人向善”、“基督教尊重人权”等等；但唯一一条最常见的“负面”评论就是“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基督教（对其他宗教）不够宽容”。特别是在后现代相对多元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显。


那么我们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让我们先从两个很普通的伦理关系来看：首先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血浓于水，因为父母与儿女之间是有生命的联结，儿女继承了父母的生命、血脉和形象；所以这种关系是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取代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儿女对待父母的专一与孝顺是责无旁贷的。而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特别的词来描述那些背叛父母的人，如“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等等。

第二个关系对于每个家庭都很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在夫妻之间。（虽然夫妻关系是今天最多受到挑战的）夫妻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彼此的爱情，所以在爱中盟誓要厮守终身、白头到老。这份特别的爱决对是不能“共他”的，不能与任何人同享！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基督教信仰中的那个“独有”、“不能共他”的原因。

一、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将生命赐给万物的那一位，祂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祂视人类如同自己的儿女。所以每个人都应尊崇“天父上帝”“老天爷”（注：“爷”字在古语中是对父辈的尊称）。而其他宗教的典章里面看不到这样的描述，也没有自称是“上帝的启示”，虽然我们并不否定其他宗教里面任何正面的对人生的指导。

二、上帝不仅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且还亲自来到人间，代替每一个罪人流血舍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告诉人类的信息就是：上帝爱你，愿意为你负出一切代价。

三、圣经用人间的婚姻关系来比喻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一方面显示了上帝对人类的爱情，另一方面也是显出人类在上帝心中的地位。在圣经最后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祂会与我们团聚，那个团聚被称为“羔羊婚娶的筵席”。

因为上帝与人类有着这种伟大的生命联合，祂当然不愿意看到人类背离祂，而是希望他们都回到天父的怀抱。如果我们不将天父当做天父，那就是对祂最大的不敬；而我们对任何天父上帝之外的人、物、事去顶礼膜拜，对待他们如同神明一般，（其实我们都知道真神只有一位），那将是多么可怕的罪。这是比一个认贼作父的人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更大的不孝。

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在天父面前替我们受了刑罚。祂是救我们的主，我们要如何对待一位救我们，给我们新生的人呢？这就好象我们如何面对那些曾经冒死解救过我们的“恩人”一样。也让我们实在不能不尊敬祂。

最重要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独特而伟大；超过了热恋的爱情，上帝是爱，是一切真爱的源头。一个妻子或丈夫怎能容忍他/她所爱的对象在爱情上三心二意呢？同样，上帝要求一个基督徒专一地爱祂、跟随祂不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么？

从而我们发现，如果基督教信仰变得“宽容”“多元”“不再排他”了，反而就不再是“基督教”了。这样的道理是任何一位孝顺父母的儿女，任何一位热爱家庭的丈夫、妻子都自然而然应当会晓得的！

圣经说：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四章12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

愿主赐福与你，让你找到那位爱你、救你的独一真神！



宫景耀 牧师
主后2011年大斋期，福音单张

Rain??!

膝盖好痛，从下午开始，吃了止痛药还是没有效果。 不会是又要下大雨吧！天气预报没说有雨啊！

Soul suffer

April 9, 2011

28 people together go to regal thereter watch the new movie Soul Surfer. Youth take lot of actions after the show, and we have BBQ, eat and play until ten pm.

新书上架：《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
希腊、罗马与拜占庭的精神世界
宫景耀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定价：33.5元
ISBN：978-7-222-07177-3
开本：16开 页码：122页

已经出版，在中国大陆的读者请洽各地新华书店或基督教书房；在北美读者请与作者联系定购。

 特 点：基督徒、学者、艺术爱好者的必备读物，适合神学生、牧者和有心研究的同工，以及所有对西方历史和宗教信仰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作者本身是更正教基督教会的牧师，在国内与国外都有长期的服侍经历，对于东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神学以及属灵导向都有全面的研究和考查；
•本书是作者系列作品中专门针对“希腊、罗马及拜占庭世界中基督教文明”的研究、思索与介绍；
•本着严谨的历史研究，从更正教基督徒的视角来分析基督教历史中一段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时期；从第一千年的发展中体会、感受信仰对于社会、人文、艺术乃至政体的影响。从特别的历史视角反思当今基督教的方向，特别是华人基督教对信仰的诠释和表达；
•是中国大陆基督徒自己的作品；是第一本以中国的基督徒之视野对“希腊、罗马及拜占庭世界”的描述；
•内有对拜占庭文明代表性的建筑、绘画以及礼仪的介绍。是了解西方历史和宗教的极其少有资料；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着手厘清东正教会的历史脉络，特别是在教会历史的第一千年间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及这些对教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分析及这些历史活动背后的神学立场与方法形式。
在建立起相应完整的时空体系和精神框架之后，然后再具体地专注于承载其精神世界的东正教会之主体，透过分析和介绍东正教独特的建筑风格到敬拜礼仪以及冥思传统，从中体会其神学思想，特别是其灵修神学的体系对东正教会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的深刻范围。
第一章透过历史来究其思想，第二章是透过现象来认识其精神。第三章则是作者个人对此的解读。
最后的附录所列出的中英文书目是在东正教研究中最主要和重要的相关资料。

作者简介：
宫景耀，（Rev. Daniel Gong）一九七○年出生于中国天津。毕业于天津艺术师范学校，早年曾于从事绘画与教学工作，并自修神学。三十岁之后赴海外进深研究，并先后获得文学硕士(M.A)、道学硕士(M.Div.)和神学硕士(Th.M.)。作为专职的基督教牧师，现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全家人旅居于北美的迈阿密。

推荐：
景耀先生的书写的是东正教历史和东正教影响。固然东正教的辉煌已不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但是，历史都会创造它的历史性。历史都会给未来打上烙印。忘记历史都会失去人类可自借鉴的资源。
景耀先生笔下的东正教并非都是褒扬和万能，却是褒义和兼收并蓄。这是基督教的胸怀和久远，基督教的爱终结仇恨和敌意的伟大和永恒的诗意彰显。
——季国清 教授

适读对象：
•牧师、传道人及教会领袖和同工
•有心教会及事工机构的领袖和同工
•在神学院、培训中心接受训练的学生、神学生
•有志成为领袖的基督徒
•喜爱历史和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
•在各大学院研读哲学的学生、学者
•建筑、绘画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和爱好者
•希望了解西方文化、宗教和历史的读者
•从事东西方各领域之交流的人士
•热爱旅行的人士

目录
引言：从“洞穴之喻”开始
第一章：东方正教会的相关历史大事记
第一节、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
第二节、从君士坦丁到查斯丁
第三节、拜占庭帝国的兴衰
第四节、从穆斯林、十字军到莫斯科
第二章：东正教的精神溯源
第一节、建筑－精神之载体
第二节、节期－精神之整合
第三节、礼仪－精神之行动
第四节、形像－精神之凝华
第三章：结语
致 谢
附录一、拜占庭帝国的纪元简表
附录二、东罗马的全图
参考书目

作者的解读：
这本书是完全站在基督新教（更正教）的立场上写的吗？
这个问题怕是不必回答了。如果一个基督教的牧者，其言与其宗不能一致的话，即己失去了其牧者当循的本质。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并不因为其信仰之立场就失去了必须的客观性和对历史的尊重。虽然这两点（客观与信仰）原本就不应当有什么对立、冲突，但因为太多出于“信仰”的作品对客观性的忽略和曲解，所以有必要再加上这个特别的脚注。
您为什么策划这样一个选题呢？
让我先引用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这一个“冷门”的课题并不是某种意外或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国家要知道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也要知道自己的历史，而基督徒更要知道信仰的历史。正如那些随着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回到应许之地的民众一样，他们不是只回来了就够了，他们更重要的是在心灵里面可以回忆、重述并讲明自己的历史（就是要述说清楚自己的家谱）。而那些虽然回到应许之地，虽然有犹太人的血统，却不能讲述自己历史的人，无法享受选民本有的待遇。残酷么？不一定，因为不知其史的人所要面对的危机是更可怕的。
基督教的历史是多久？200年？那是更正教入华的时间。500年？那是更正教改革的历史。1000年？还是2000年？那么为什么基督徒好象最多只有不到五百年的记忆呢？好象我们的历史只有五百年一样。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英语教会对于第一千年教会历史的了解都并不丰富。

那么知道这些历史有什么用？
（又是这个实用主义的问题）不是让我们的大脑存储一些可以自傲的资料，而是从中看到当年的基督徒是如何理解、认识、表达和体验同样的基督教信仰的。他们所尝试、所完成的伟大历史功绩一定会为当今的我们提供美好的参照。特别是在当今华人教会在神学的论争、宗教个体经验的寻索过程中，回顾历史不能不算是最为适当和必要的过程。

作者致谢：
感谢每一位在我生命中曾经帮助、鼓励和引导过我的导师和朋友们。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每次的排列都一定会遗漏更多的故事。
在这本书成形的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唐崇怀院长当初为我量身定做了这个研究课题，感谢Dr. Seenam Kim和Dr. Mel Loucks所提供的指导。
在写作过程中也要感谢陈佐人博士所给予的点拨以及对出版本书的鼓励。
感谢圣安德烈希腊正教会的Fr. Martin热情的解说和介绍，给我加增了不少对东正教的体会。
还有要感谢几位特别抽出时间来帮助校对的朋友：廖正智医生、51wish.com的站长王吉耀先生等人，以及数位提供保贵意见和观感的朋友们。透过你们这些一点一滴的帮助，让我走过了写作的幽谷。
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段兴民先生以及所有与他工作的同仁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是无法让此书得见天日的。
也要感谢每一位热心的读者，你们的解读是本书存在的原因。
最后特别要感谢季国清教授，在他百忙之中能为此书作序，不只是令此书增色不少，更是令此书承载了一份深邃和久远的意义。
感谢我的家人，允许我独享孤寂，将这些文字组构成可表述思想的章节。

书 摘：
要进入东正教所代表的精神世界，必然要进入其精神活动之内核，就是那常被称为“基督徒的灵修”的部分。而这部分是涉及到那个极为古典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徘徊”，那种在现实与永恒之间的摸索。正如黎家生(Alan Richardson)所言“基督教神学是经验的科学” ，基督徒的灵修就是神学的经验化。
东正教、天主教与更正教都在此“神学经验化”的过程中尝试建立起一套独一无二的体系，虽然他们各自会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命名这个体系，如“天阶体系”、“效法基督”、“天路历程”等等，但在实质上都是在尝试从现实向永恒的提升或跳越，所不同的只是在外表形式以及对这种体验的解读。
东正教未经过中世纪西方教会唯理主义的辩论过程，没有过“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所以他们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纪之前的传统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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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终的目的乃是让我们不仅能够以客观的视角全面而且宏观地了解东正教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在东西方更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中，帮助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表面的现象而切入其内在本质，就是那影响并决定一切的精神世界；从而也可让我们回观东方与西方世界之间真正相同、相近、相似与相异、相左之处，为东西方的对话提供一个可能的认知和接触的窗口。同时，做为笔者所关切的基督教（更正教）世界，更盼望此书能够成为“他山之石”，让我们从中发现和反省当今所流行的那些“灵修神学”，或许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长短与缺失。使我们的心灵世界与生活动作都不流于表面，并有深刻的追求和远景。面对开放的世界，各种思想、哲学、宗教越来越多的对话与交流，在这种新的气象中，回顾一下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心灵活动，必然会带来很多助益，又可让我们免于历史的覆辙。特别是在基督教神学中所面对的西化、东化或汉化的呼声之中，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成为一面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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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正教的精神溯源
东方正教所强调的“正统”一词Orthodox来自两个不同希腊词的组合，一个是“正确的”-ortho，另一个词是dox(a)，这个doxa可以照常规译为“理解、理论、意见”，也可以译为“尊崇、荣耀”以及“敬奉” 。所以东正教信仰不断强调自己是“正教”的时候，更是特别地在强调自己的敬拜是纯正的，东正教信仰与精神的重要原则是“敬拜的法则，就是信仰的法则”（Lex Orandi, Lex Credendi）。东正教没有留下西方教会那样以逻辑和思考所建立起来的系统神学（特别是古典的东正教），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古老和繁杂的敬拜礼仪和独特的传统。对于目前大多数的福音派更正教徒 来说，我们甚至对于同属更正教体系的圣公会、信义会、路德宗的敬拜都常常大惑不解；并且对于非更正教的天主教之弥撒礼拜大为质疑的时候，当然是更加无法理解和认识东正教的礼拜。可是“礼拜”恰恰是构成东正教教会基础的最为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我们寻找东正教精神本源的基础与参照。
前面曾经介绍过的：公元九八八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使臣向他介绍东正教礼拜的时候已经将东正教的礼拜中重要的元素都说出来了，
“我们分不清自己是在天国还是在人间，因为的确在世上没有一处有如此的辉煌和优美。我们无法向陛下描述；我们只知道上帝在那临到人间，而且那里的仪式超过其他一切地方的崇拜。因为我们无法忘怀那种优美。”
东正教的礼拜第一个特点就是：优美；
第二个特点是：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
第三个特点是：上帝临在、居住在人间。
以下笔者愿意分别从空间、时间、礼仪等几个不同的角度为切入点来认识东正教的礼拜，从中寻找到东正教精神的独特之处。这些研究将会更清楚地让我们理解当年的大公使臣所注意到的那三个重要元素：优美、天上人间和上帝的临在。

节选自 宫景耀 《相濡以沫》 云南人民出版社

转贴：一个很旧的文章。“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的骗局”

美國在日本投原子彈的騙局? (由Tsang R. C. W.提供，網主作少量修改 )

一. 困惑與疑問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將近60年了，那場戰爭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特別是反法西斯國家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但是，作者當時主要的法西斯國家的日本每當提到那場戰爭的時候，主要都是提到他們在那場戰爭中所受到的傷害和很少提到對他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日本是第一個受到核武器，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受到核武器攻擊的國家。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下的原子彈給日本帶來了嚴重的傷害，最後導致約30萬人的死亡。日本就是借助這兩顆原子彈的“威力”來裝飾自己“受害者”的面目，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分別在廣島和長崎都有紀念活動，所謂揭開口，教育下一代。但是，從1995年以來，世界各地，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的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以及原來的政治家和軍人，經過單獨或是聯合研究，發現美國在日本投放原子彈的歷史記載存在許多的疑問，無論是在文字還是圖像資料上都有諸多的困惑。主要問題是：

一，由於B-29飛機的航程有限，原子彈的投放飛機的起飛地點選在距離日本較近的提尼安島的美國空軍基地上，從美國本土運送兩顆原子彈到提尼安島上的步驟是先運送到夏威夷，然後在運送到提尼安島，由於當時飛機的航程和安全性的限制，這兩步過程使用的只能是軍艦，這兩段路卻有很大的危險性，因為雖然日本海軍在美軍的打擊下幾乎已經沒有了戰鬥力，但是，日本海軍卻仍然相當數量的潛艇，即使在戰爭末期這些潛艇仍然偷襲美軍的軍艦，即運送原子彈的軍艦隨時有可能被日本潛艇偷襲，美國怎麼會冒那麼大的風險用軍艦運送原子彈？


二，當時美國製造出的第一批原子彈只有三顆，其中一顆已經在1945年7月16日的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彈實驗廠實驗，美國怎麼敢用僅剩的兩顆原子彈去攻擊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還手之力的日本，而且還是以平民為主的城市呢？而且，美國在未來幾個月內不要可能馬上在造出原子彈，美國難道沒有想到會有可能出現的突然事件嗎？


三，當時，主要的原子物理的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費米甚至是奧本海默本人都極力反對使用這種威力過大的武器。美國政府難道一點也不尊重這些?他們研製核武器以後還得依賴的科學家的意見嗎？


四，電影和照片資料的問題。有很多人看過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後的電影和照片資料，但是，你只要有少許的常識和一些思考，你就回發現這些電影和照片資料中有著諸多的問題。原子彈爆炸過後誰有能力在強烈的核輻射區進行攝影或攝像，日本當時沒有任何一種防輻射的裝備。即使是少得可憐的電影資料還是有問題，你會發現一些“幸存者”在爆炸後從廢墟中出來後排成行走路，似乎是經過訓練的。另外，能在核武器的爆炸中幸存這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事。


五，“幸存者”的迷惑。從戰爭結束到今天，從未發現過一個可以直接證明在廣島和長崎有過原子彈爆炸的人。有些“幸存者”只看到有大火發生，另一些“幸存者”以自己所謂“受到輻射燒傷的”傷痕，實際上只是火燒傷的痕。沒有一個日本人能自身經歷的的證據證明在廣島和長崎曾爆炸過原子彈。

六，數位的困惑。當時由於日本的個大城市都受到美國飛機的整天狂轟濫炸，大多數市民都跑到鄉下躲避，廣島和長崎也是如此，實際上，據一個在廣島的日本老人介紹，1945年3月以後，在廣島市的市民已經不足五萬人了。當他在四月離開廣島到鄉下時，廣島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當然長崎也是如此，而日本政府最後卻稱兩顆原子彈最後造成近30萬人死亡，著實在令人費解。


七，科學證據。美國和德國科學家在廣島和長崎兩地進行了土樣品的秘密採集，拿回國後經化驗發現這些土的土質與普通土幾乎沒有區別，輻射計量並非超常。根本無法與在核實驗基地所採集的土樣品的輻射劑量相比。實際上，在受到嚴重輻射的土地上在幾百年內不可能可以生長植物，人在該地區生活也相當危險，這與今天廣島的事實相悖。這更使人們困惑。


八，最有力的證據。美國、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運用巨型電腦的有限元分析法，對在新墨西哥州、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的電影圖像資料進行分析後，其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三份圖像是同一顆原子彈的，也就是三份電影資料是在同一顆原子彈爆炸的不同角度拍攝的,當是在然應該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那顆原子彈.種種令人不解的疑問和新的發現令許多科學家(特別是核子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十分困惑,但是,由於這種關於核武器的事件的極其特殊性以及對事實的謹慎態度,另外很多科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是獨立研究,使這種疑問沒有通過新聞媒體公佈於眾.

二. 事實與真相
但是,仍然有許多的學術人士要求知道事實真相,從1995年開始,他們通過些秘密的方式與美國政府交涉,要求美國政府解密一些文件.然而卻沒有得到任何答復.有些美國政府官員說這是些”瘋子的行為”.但是,1999年末,一位參加過“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和一位當年美軍的上級軍官卻聯合披露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歷史——美國從來沒有在日本本土投放過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的事件是一場騙局，那只是美軍進行的一場非同尋常的資訊站和心理站，一次非常成功的“軟戰爭”。


由於這個消息是在十分保密的情況下披露的，而且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壓制和否定，最後甚至對這兩位科學家和軍官進行了軟禁，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因此只有極少數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知道了歷史的真相。
紙終究包不住火的，這些消息終究會公佈於世，只是時間的問題。


以下就是歷史的事實與真相?


這個資訊與心理戰被稱為“曼哈頓2”計劃。
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實驗爆炸成功。這顆原子彈的威力之大甚至超出了科學家、工程師和軍方人士的預料。大多數的科學家也預料到了這種武器的存在將直接威脅到人類，這其中包括愛因斯坦和“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本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完全結束。雖然在歐洲戰場上，戰爭的火焰已經熄滅，但是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日本帝國還在利用四處環海的地理優勢進行垂死掙扎。美軍的飛機雖然對日本本土進行了大規模的轟炸，使日本的許多工業城市（包括東京、大阪）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片廢墟，而且人員傷亡十分慘重，但是，日本依然沒有任何要投降的跡象，而且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準備在本土與盟軍決一生死。盟軍在1945年6月份已經著手計劃在日本本土進行大規模的登陸戰，參加的盟軍士兵大約為40萬，其中以美軍為主。


美軍卻非常擔心這次登陸行動，日本已全民皆兵，這次行動必將會造成盟軍嚴重的傷 亡。 但是原子彈研製成功後，美軍便似乎發現了有新的希望。因為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會對日本造成巨大的傷亡，並且還有巨大的心理作用，可以達到逼迫日本投降的目的。那樣就不再需要冒險進行大規模的強行登陸行動以及有可能在日本進行大規模的戰爭。這大概能避免約10萬盟軍的死亡。 因此，美國軍方極力要求對日本本土進行原子彈轟炸，以達到逼迫日本投降的目的，這當中為首的美國軍方人士是麥克阿瑟將軍。但是，許多科學家以及一些軍方人士卻反對使用原子彈。因為他們清楚原子彈的威力給平民帶來巨大的傷害以及在爆炸後的輻射給土地的影響。


當然，他們也承認在日本進行登陸戰將帶來巨大的代價。因此，許多科學家和軍方人士建議對日本政府施加巨大政治壓力使其投降。不過這種想法可以說是很幼稚的，因為當時日本已經受到了世界的孤立和進攻，沒有什麼所謂“更大的壓力”。因此軍方人士甚至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本人也贊成對日本本土使用原子彈。即使這有巨大的風險。

主張使用與主張不使用的兩種觀點進行了長達十幾天的爭辯，卻仍然沒有結果，但是，因為在戰爭中擁有強大的力量和總統的支援，主張使用原子彈佔了上峰。甚至已經開始著手原子彈轟炸計劃。其實軍方本身也有嚴重的顧慮。特別是運輸問題和投放問題。因為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彈是定點引爆，從未實驗過飛機投放，因此用飛機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彈的計劃就有其不確定性。況且，美國當時只有兩顆僅剩的原子彈，萬一有特別情況發生怎么辦，而美國在幾個月內不可能生產出第二批原子彈。


這時候，卻有一個不知名的下層軍官提出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方案。因為在諾曼第登陸前，盟軍在英國沿岸和歐洲大陸沿岸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資訊迷惑戰，使德軍不知道盟軍最後登陸的地點是在諾曼第，沒有重兵部署在諾曼第，因此盟軍在登陸時沒有受到有力抵抗，從而確保了登陸的成功。從1944年中到1945年初，德軍的V—1和V—2導彈曾給倫敦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和財力損失，盟軍同樣是用資訊迷惑的方法使德軍把倫敦的定位目標偏移了40公里，從而避免了更大的損失。這次兩次成功的資訊戰都運用了大量的先進技術特別是電子技術，當然，其中盟軍的間諜人員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這個下層軍官由此想到是否能再次使用資訊迷惑戰來迫使日本投降呢？即用假資訊的方法讓全日本相信美軍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給日本國民以巨大的心理壓力和震撼，造成恐慌，喪失其鬥志，迫使日本政府投降。
這個方案提出時，受到了大量的譏笑和嘲諷。有些人甚至說他是美國軍方內的白癡。但是，當使用與不使用原子彈的爭論沒有結果時，科學家和軍方人士又想到了這個方案。並且經過一系列研究討論和可行性分析，認為這個方法是完全可行的。因為當時的日本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孤島,與外界聯繫的途徑已經很少,而且日本的通訊已經被美軍完全監聽。各個地區的通訊的損害程度也相當大，可以說，美軍完全有能力控制日本各地間的通訊和消息以及新聞系統，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已經控制了日本的喉舌而日本只剩下耳朵了。美軍有能力向日本政府和國民發佈大量的虛假恐嚇消息而日本卻難以辨別其真偽，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會認為是真實的消息。


經過充分的探討和論證，大多數科學家接受了這個建議，軍方人士最後也勉強同意這個計劃，但是，軍方與科學家達成的協定是，如果計劃失敗，最後還是會使用原子彈。1945年7月28日，這個前所未有的資訊戰計劃開始制定，被命名為“曼哈頓2”計劃。研究組對“攻擊”的城市進行了相當嚴格的篩選，在六個候選城市（大阪，京都，劄晃，小倉，廣島，長崎）經過反復嚴密的論證、比較，最後選定了兩個城市作為“攻擊”目標，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廣島和長崎，因為廣島和長崎距離東京比較遠，在通訊被基本切斷的情況下資訊來源極少，而且，長崎和廣島實際上已經由於美國的狂轟濫炸而被孤立。把廣島和長崎作為資訊迷惑戰的目標應該是最合適的了。


1945年7月31日，“曼哈頓2”行動全面展開，大量的科學家、技術人員以及大批的先進設備被運往關島和提尼安島。美軍大量的軍艦開始駛向日本海域。其中有很多的裝備大量電子設備的資訊戰軍艦。對於這次行動，美國當然沒有必勝的把握，因此美軍同時在研究原子彈的投放計劃。1945年8月5日，大量的美國軍艦已經在廣島外海域部署完畢。資訊戰即將開始。


1945年8月6日清晨，一架B—29轟炸機在提尼安島起飛，當然，它所攜帶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幾顆美軍的新型炸彈—凝固汽油彈，這種炸彈威力與原子彈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殺傷半徑不到100米，沒有任何輻射。
8月6日早上，這架B—29到達了廣島上空並投下了幾顆凝固汽油彈，凝固汽油彈爆炸後引起了些大火，因為廣島仍有較多的木制建築。但是引起的傷亡不是很嚴重。大概只有不到三百人喪生。飛機上報告了炸彈已經投下炸彈。


隨後“曼哈頓2”行動全面展開。美軍馬上用電子干擾的方法切斷了廣島與外界的無線電聯繫。並偽裝為日本在廣島的機構向日本全國各地發送無線電消息，用日語向日本政府和國民求救，“廣島被一顆巨型炸彈轟炸，威力極大”，同時，美軍在日本的間諜網也開始工作（這些間諜大多數是美籍華人），特別是把資訊傳給日本的幾個特別重要的物理學家，因為這些人會認為這種巨型炸彈是原子彈，只有這些日本科學家真正知道原子彈的威力，從而能向軍方和政府建議投降。可以說“曼哈頓2“行動是比較成功的，在技術上沒有任何漏洞。廣島與東京、大阪以及京都的通訊被中斷，就連廣播也因為美軍的電波干擾而無法接聽。甚至廣島市內的人也不知道廣島“被原子彈轟炸了”。但是由於沒有確實的資料，只有大量的消息，雖然日本人相信廣島被轟炸了，但是只認為是一顆非常大的常規炸彈，知道美軍的假消息“廣島已經被毀滅”通過其控制的資訊網發送到日本各地，日本人才被這一消息驚嚇住了。當然，仍然有很多日本人不相信“廣島被毀滅”的消息，甚至有些距離廣島不遠的地方的人知道這是個假消息，但是他們卻不清楚為什麼他們的政府會發出這樣的消息，他們對此只能無奈。不過令美軍哭笑不得的是，因為他們對日本通信系統的破壞性打擊，日本很多地方，特別是在離大城市較遠的地區卻沒有收到他們發出的消息，因此日本並沒有想象中的“陷於一片混亂”。一些日本的物理學家也對美軍使用“核裂變彈”懷疑，因為他們不相信美國擁有核裂變武器。但是日本最有名的核子物理學家之一西名吉尾卻知道美國已經完全有可能掌握了原子彈，他相信日本已經遭受到美國的原子武器的攻擊，對此他憂心忡忡。



正當“曼哈頓2”行動還在進行時，6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全世界發佈了令人吃驚的消息，美軍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並向人們介紹了這種最新武器的強大威力，“相當於1.5萬噸TNT”，“廣島已經消失了，”這個消息迅速的傳到世界各地，包括傳到日本以及所佔領的地區。世界一片沸騰，很少人知道這顆“原子彈”是資訊戰的結果。


但是，日本在這時卻沒有顯露出任何將要投降的跡象，這令美國軍方十分惱火，甚至著手準備使用真正的原子彈轟炸日本。這當然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他們認?這是正常現象，應該實行第二步計劃。
1945年8月9日，日本還被一片恐怖籠罩時，又一顆“原子彈”在日本爆炸了——美軍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資訊迷惑，這次更加猛烈，因為長崎已經被美軍的軍艦給完全封鎖了，聯人與人的直接通訊的條件都沒有，美軍又給日本各地傳送資訊“長崎被原子彈轟炸”，“長崎消失了”。日本國民真正的開始陷入混亂局面。


當晚，美國總統杜魯門又向外界宣佈美軍在日本長崎投下了一顆原子彈，這次，他向大家展示了更令人吃驚的新聞——在長崎和廣島原子彈爆炸電影資料，當然，實際上是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原子彈的電影資料，只是角度不同，另外還有美軍用模型製作的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後的電影資料，在黑白電影中很難分辨真假。電影資料被展示後，全世界為之震驚，各大報都在頭版刊登了原子彈爆炸的照片和廣島、長崎被“毀滅”的照片。日本國內已經陷入完全混亂。


同時，幾位原子科學家，包括阿爾瓦雷斯、阿格紐、羅伯特*瑟伯爾等人通過他們的日本朋友給日本政府了一封信，信中詳細的講述了原子彈的巨大威力，並勸日本政府馬上投降。


1945年8月11日，日本通過第三國向美國政府表示了投降意願，不過是有條件投降。美軍也知道了這場資訊戰實際取得了成功。但是不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方案，要求日本馬上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13日，美軍對日本下達了最後通牒，若不馬上投降，將在東京投放原子彈。當然，這顆將是一顆真正的原子彈。
1945年8月14日，日本表示將接受波茨坦公告，即將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這次資訊迷惑戰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勝利了。


三. 結局與尾聲“曼哈頓 2”行動實際上已經取得了成功。但是，這個計劃一直被嚴格的保密。連參加行動的絕大多數軍人也不知道他們行動的全部過程。他們只知道把資訊傳到日本各地，他們也認為美軍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美軍的資訊迷惑甚至迷惑了大多數美軍，實際上是迷惑了全世界。


日本投降以後，美軍完全而且是單獨的佔領了日本，並且控制了日本的新聞和通訊等資訊機構，完全控制了日本官方。日本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廣島和長崎仍然存在，甚至是平安無事。而知道真相的人卻沒法傳送消息，如果那時你是說廣島和長崎平安無事的話，肯定被認為是瘋子。


幾個月後，在美軍的操縱下，日本政府公佈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造成共30萬人死亡。為了防止日本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復活，主要是為了威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美國沒有公佈事件真相。美國銷毀了所有“曼哈頓2”計劃資料，從而無法再讓人知道事實和真相。


日本政府也對此有過懷疑，但是因為美國的壓力和自身利益，沒有追究下去。戰後不久，日本政府發現這了“兩顆原子彈”卻有巨大的利用價值，可以掩蓋日本“害人國”的地位，突出其“被害國”的地位，所以日本不願再懷疑那兩顆“原子彈”。現在，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都有紀念活動，紀念從未有過的原子彈爆炸，在兩地還有紀念館，以突出日本在歷史上的“被害”，但是卻從未反省自己對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犯下的罪行。


歷史上就認可了美軍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彈的謊言。

阿拉伯的民运很专业

这次从埃及开始的阿拉伯民主运动，表面上是无续、混乱的，但如果冷静想一想，后面一定是有个庞大的系统精心地运做和操控着事态的发展。何以见得呢？

有很多迹象：
一、阿拉伯排诉西方世界是尽人皆知的。但自埃及民运开始直到周边大大小小的国家内乱，包括伊朗在内，这些民运分子对于西方媒体是完全开放的，目前为止，只有一起美国记者被当地民众骚扰的记录；另一起记者受伤事件可以归类于人太多，太挤。
没有一个民运分子打出抗美的大旗，看不见常常出现的焚烧美国国旗的事件。就是偶然个别人的个别行动也没见到。让人。。。。有点。。。。意外！ 不是么？

二、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埃及算是亲以色列的吧（暂时先这样算），利比亚是反以色列的。但不管是亲以还是反以，这些民运分子的活动中却完全看不到任何与“以色列”相关联的元素。让人感觉这些动乱的地区与以色列之间好象南极、北极之间的遥远。其实，实际的距离不过是纽约与华盛顿之间，或是石家庄到北京的距离。

好了，已经很晚了，不罗嗦了。简单总结一下吧：
幕后的“黑手”是谁呢？不管是谁，肯定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

如果一个敌人，完全表现的没有任何敌意的时候，意谓着什么呢？留着给读者去解闷儿吧！

晚安


宫牧师
2011年二月廿七日子时